寒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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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己为人之典范 为法忘躯之楷模——纪念鉴真大师东渡1250周年

钱伟

  有唐一代,佛教盛行,已然与中国传统之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宗派纷呈,高僧辈出,鉴真大师就是其中一位宗律而旁通“五明”的卓越高僧。鉴真大师不仅戒律精严,学问渊博,更以五行五止而不负日僧礼请,年高盲目而不舍东渡传教的大丈夫气概,为中日两国僧俗所崇敬。

  公元1963年是鉴真大师圆寂1200周年,日本佛教界组织鉴真大师“回国探亲”活动,掀起中日两国纪念鉴真大师的高潮,为两国邦交正常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赵朴初先生称鉴真东渡是“一时千载”的盛举,而“回国探亲”为“千载一时”的盛会。

  今年,适逢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功成1250周年,大师故里扬州大明寺发起纪念活动,中日两国教界、学界同声相应,再次缅怀鉴真大师的卓越成就,以珍重鉴真大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传承鉴真大师百折不挠的不朽精神。亦可谓又一个“千载一时”的盛会。

  余将所知大师之事绩分述如下,以志崇仰。

  江淮化主 两国宗师

  鉴真大师(688-763),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人。14岁征得父亲同意,在当时扬州规模最大的寺院大云寺,从智满法师出家,受戒学禅。18岁从光州(今河南潢川)道岸律师受菩萨戒。21岁至长安实际寺登台受具足戒,荆州(今湖北江陵)南泉寺弘景(《宋高僧传》作“恒景”,乃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父“弘殷”之讳)律师为其得戒和尚。随后“巡游二京,究学三藏。后归淮南,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兴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不可具载。”(日·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鉴真大师的菩萨戒授戒和尚道岸律师、具足戒授戒和尚弘景律师,俱是文纲律师的高足,文纲律师是南山律祖道宣律师的授法弟子。可见鉴真大师的戒律渊源有自,得南山之真传。两位授戒大师不仅戒学高明,而且旁通它宗和世间学问。道岸律师精通建筑,曾受唐中宗委托,主持修建长安的荐福寺和小雁塔。弘景律师既精戒律,又从天台大师智顗学习止观法门,又与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并有著述《顺了义论》、《摄正法论》、《佛性论》传世。弘景律师同时又是一个药物学家。鉴真大师从两位大师受戒外,是否一度追随他们专门学习史无可考,但两法师作为当时名重一时的大师级人物,对年青的鉴真之影响重大是可以想象的。

  在鉴真大师巡游二京(长安、洛阳)时,“名师陶诱,三藏教法,数稔该通,动必研几,曾无矜伐。”(赞宁《宋高僧传》)曾听讲于济融、义威、远智、金修、慧策、大亮等律师,这些都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律学名师,其中有宗南山的,有宗法砺的,有宗怀素的。鉴真大师虽为南山之脉,但善于融会,能集三家之大成。除了学习教典戒律以外,鉴真大师还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一位精通“五明”(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的大乘法师。两京文化的繁荣与佛寺的兴盛,给鉴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环境。他考察京都名刹大寺的建筑、塑像、绘画以及洛阳的石窟,饱学各种相关知识,六年之中,勤奋刻苦。

  大师26岁左右,回到故里扬州,开始了他在淮南地区的弘法生涯。及至46岁,当时名重一时的授戒大师义威圆寂,于是“准南江左净持戒者。唯大和上独秀无伦。道俗归心。仰为受戒之大师。”(日·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鉴真大师当之无愧地“郁为一方宗首” (赞宁《宋高僧传》)。随后,在他主持下,建塔立寺80余所,造佛像无数,制袈裟3000领,写佛教一切经3部各11000卷,宣讲律学数百会,还亲自煎药、施济贫病。同时也培养了大量佛门僧才,知名者:祥彥、法进、明烈、惠琮、璿光、志恩、辨秀、法云等35人。

  有着如此造诣的大师,难怪赴日后受到日本僧俗各界的广泛尊敬。赵朴初先生有句云:“两国宗师共推,算诗酒欧苏,只合追陪”。的确,即使没有大师东渡的壮举,也应推为佛门一代宗师了。

  传道弘艺 誉满扶桑

  奈良时代(710-784)前期的日本,僧伽制度很不完备,农民逃亡私自出家者很多,没有一定的师资进行正规授戒。于是圣武天皇于732年派遣唐使团再次出使中国,选定日僧普照、荣叡为留学僧,主要任务是礼请一位律学高僧赴日传戒。

  普照、荣叡几经周折,来向鉴真大师请求派遣弟子赴日。《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记载了如下对话:

  大和上答曰:“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弃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时众默然一无对者。良久,有僧祥彦进曰:“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是故众僧咸默无对而已。”大和上曰:“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祥彦曰:“大和上若去,彦亦随去。”爰有僧道兴、道航、神顶、崇忍、灵粲、明烈、道默、道因、法藏、法载、昙静、道翼、幽岩、如海、澄观、德清、思托等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大和上去。

  普照、荣叡不想大师愿意亲自前往,喜不自胜。

  公元742年,时年56岁的大师带领随行弟子及诸艺术匠师,开始艰难的东渡生涯。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政府当局的阻拦、僧俗信众的挽留,五次渡海均告失败。他63岁时,由于频经炎暑,以致双目失明,而留学僧之一的荣叡也因病西逝。公元753年11月15日,66岁的鉴真大师,从黄泗浦渡口(今江苏张家港市鹿苑镇境内)出发,历4月之海上飘流,终于到达日本奈良。

  在日本,大师受到了朝野的盛大欢迎。大师在东大寺设立戒台,为日皇、皇后、太子及众僧授戒。日皇敕授“传灯大法师”位。随后,大师又由普照当翻译,与当时僧界保守势力贤璟等人进行论辩,使他们折服而放弃旧戒,接受大师授新戒。从此形成了凡经鉴真大师授戒者,才为日本正式僧尼的局面。公元757年,日本天皇给大师所在寺院水田一百町(16.14亩/町),又将故一品新田部亲王的旧宅赐于大师。大师即于此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从此,鉴真在此落地生根,开始了他在日本的弘法生涯。他讲授戒律,培养律学僧才;虽然双目失明,但凭着他超常的记忆力组织写经与校对。唐招提寺成了律学中心和佛教文化的集散地,后世尊为日本律宗本山。

  在传播佛学的同时,鉴真僧团一行和随行东渡的艺术工匠们,对日本建筑、绘画、书法、语言等方面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唐代建筑在中国除了五台山留下一二处殿宇,和新近仿建的一些建筑外,很少能看到了,但在日本却随处可见。大师带去的佛像、经册、二王法帖等给日本教界、学界、艺术界都开阔了眼界,积极影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有人认为,日本的豆腐制作也是鉴真大师传授的。郭沫若先生的纪念诗概括了大师的东渡功绩:“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大师不仅传道,还传各种技艺,奈良的唐风洋溢,我想鉴真大师有着一半的功劳。

  值得一提的是大师对日本医学发展的贡献。他在扬州和两京游学时,掌握了药物的辨识和炮制,同时搜集了许多验方,并积累了许多临床实践经验。东大寺的“奇效丸”便是弘景律师传于鉴真后,被带到日本的。他将毕生医学成果汇集成书,名《鉴上人秘方》,可惜已经失传。14世纪以前,日本医道曾把鉴真奉为医术始祖,许多药袋上印着鉴真的像,可见鉴真对日本医学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总而言之,像鉴真大师这样精通佛学而又博学多才的僧人,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他东渡日本不仅担当了佛学传播的重任,而且承担了盛唐文明的传播使命。在日本僧俗各界引起的广泛尊崇,足以说明了他的成就。

  教史双璧 法云永垂

  玄奘法师与鉴真大师同为唐代高僧,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弘法。前者进一步引进外来文化,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包容的广阔胸怀;后者对外弘传华夏文明(本土化了的佛教与盛唐文明),一展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博大精微。两位法师堪称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之“双璧”,完成了一“取”一“舍”的伟大创举。鲁迅先生称玄奘法师为“中华民族的脊梁骨”,鉴真大师也当之无愧。他们舍身为法的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气慨,不仅在佛教界受到崇仰,而且鼓舞着众多仁人志士追求真理与济世作为。

  玄奘法师由于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流传而妇孺皆知,加上留下的史料很多,学术界对其研究也较为热衷,以此为主题的学术机构也不少,台湾还有教界所办的“玄奘大学”。近年来,根据历史题材拍摄的电视连续剧《玄奘法师》也在各台播放。而鉴真大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自1963年在赵朴初先生的倡导下,中日两国开展“纪念鉴真和尚逝世1200周年”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后,国内关于鉴真大师的研究与鉴真精神的弘扬似乎复归于沉寂。国内关于专门研究鉴真法师的著作常见有:60年代耿鉴庭所著《中国科技交流史上的鉴真》、70年代的许凤仪等三人合著的《鉴真》、孙蔚民所著《鉴真和尚东渡记》等,另外还的散见于报刊杂志的专文专论。日方有60年代安藤更生先生的《鉴真和尚之研究》等。史料只有《唐大和上东征传》与《宋高僧传》可供参阅。可见资料很少,给专门研究带来一定困难。

  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来,扬州大明寺作为鉴真故里,在弘扬鉴真精神上做了大量工作,成立“鉴真大学”,还专门进行关于鉴真的学术研讨。记载或传说中鉴真驻锡过的江苏寺院,如张家港永庆寺等,都供奉鉴真大师像,以纪念和弘扬他的一生伟绩。古渡口“黄泗浦”遗址——张家港市鹿苑镇境内,也修有“鉴真东渡纪念馆”一所,现正扩建成“东渡寺”。这说明,鉴真大师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敬仰,相信不久便会有新的关于鉴真研究的学术成果问世,同时也期盼将鉴真大师东渡事迹拍成电视,让更多的人了解大师的一生行谊。

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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