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墨

　　曾几何时，“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缕缕香烟，在姑苏烟雨微茫中的亭台轩榭间，萦绕许久而不终绝。

　　可是，时过境迁。

　　烟雨中，亭台轩榭依旧。

　　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佛寺的旧墟，正湮没在民家虚掩的柴扉下；那悠远的晨钟暮鼓，已然化作袅袅的回声，缥缈得令人难以捉摸。

　　可仍有极少数的幸存者，香火繁盛至今。这其中最负盛名的，就当数枫桥畔的寒山寺了。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正是张继这一曲夜泊枫桥时的愁苦思怨，让寒山寺从此名声大噪，誉享五洲四海。而从此，寒山寺也成为苏州文学的一处文学雅集之所。许多文人雅士无不以到此一游一吟为幸

　　寒山寺，苏州的一张文学船票。

　　其实，如今的寒山寺是一座快乐的寺庙。你很难从它身上感受到一丝凄苦。一寺院的规模比几年前已经扩大了好几倍，几进殿堂也重新被粉饰，光鲜得很。尤其是几年前落成的普明宝塔，五级四面，气派非凡。宝塔的金顶据说乃纯金打造，夜间璀璨若星辰。

　　张继若是今日夜泊枫桥，望见明颗熠熠生辉的明珠，定然不会空对渔火而愁眠。

　　而每年的除夕之夜零点时刻，寒山寺的钟楼恰好送出第一百零八下钟声，余音绕梁之际，带走了旧年中的晦气，赐予人们新一年的祝福。

　　这是寒山寺延续了千百年的传统。没有人怀疑它的灵验，日本人更是信奉得五体投地。所有人都渴望那一刻能身在寒山寺，亲耳聆听那一百零八声钟响。那是佛祖的祝福。

　　那一晚，便是寒山寺一年中最快乐的夜。

　　每年的听钟声活动都是盛况空前，而我参加的那一年尤其如此。成百的日本佛教徒一大早便聚在钟楼下，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如木人一般静心等候；接着，约莫是下午日落时分，寺内拥进了一大批自称“阿拉”的上海人，将钟楼前的小块空地挤塞得不容插针，而且比乌鸦还聒噪；之后才是姗姗来迟的本地人——他们定要在饱餐之后，方才心满意足地携家带口而至。

　　不到晚上十点，寒山寺里便几乎没有插足之处了。而方丈大师要等到十一点三刻才会敲响第一下钟。

　　那天我到得相当准时，当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勉强挤进寺院大门时，一声醇和的钟响扣动了我的心弦。

　　我正好站在寺院的香炉旁，离大门只有几步之遥。可为了前进这几步，我的行动不异于战场上的搏杀。这实在是厂个很好的位子，钟声传到我耳中的时候；声响恰到好处。既是无比的清晰，文不会震得我耳膜鼓胀难忍。听来如陈年的女儿红一般醇和，又如出色的男低音一般浑厚，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身旁的香炉里飘来阵阵奇妙的香气。定睛一看，香灰中插着数十支檀香，但 已分不出是燃是灭。把脸凑近香炉，顿时感觉到炙人的热气扑面卷来。不知道这难以名状的芬芳，究竟是因为这檀香余烬未灭，还是因为它下半截被温暖的香灰焐得即将复燃？

　　这香味中还混杂着蜡烛油滴的脂香气。香炉旁便有两排烛架，如炬的红烛正在炽烈地燃烧着，胳膊粗细的躯体上淌下两行分明的烛泪。熊熊的火光洞穿了夜的空明，斑斑烛泪饱含着如怨的泣诉。

　　半夜，寒风骤起，天出奇地变冷了。成对的人便两两偎依在一起。而我只能又向着红烛挪了挪身子，仿佛是倚着温暖的壁炉烤火。

　　上海人精力过剩的嘶喊，飞过几重大殿，又飘入了我的耳中。他们已经数到八十了。我听得分外仔细，同时却凝视着红烛飘忽不定的火焰。我忽然觉得火焰中分明暗藏着一双灵动的眼睛，正注视着我。

　　记数过了九十。此时，每一声钟响过后，寺院里便会响彻声嘶力竭的计数声，佛堂的檐角也随着这呐喊共振。这是寺院中所有游客发自内心的呼喊，是他们对祝福的渴求，对新的一年的无限期盼。我叫得也格外的卖力，几乎是扯破了嗓子。

　　过了九十八，正数便成了倒记时。这时，沉寂多时的日本人也加入了呐喊的战团。他们果然是蓄养了大半天的精锐，开口便显得中气不凡。同胞们当然不能让日本话逞了威风，很快又占回了上风。呐喊声掀起了巨大的回响，在几重大殿间折转荡漾，几乎要将钟声都淹没了。然而钟声在我听来还是那么的清晰，铿然的每一响都重重落在我的心脏上。

　　“3—2—1—0”最后四下大家喊得一气呵成。甜糯的苏州话，自命不凡的上海话，阿依阿依的日本话，此时都完美地交融在一起，再也分不出彼此的差别。因为此时此刻，苏州人也好，上海人也好，日本人也好，大家都怀揣着几乎相同的心——许愿。

　　惟一不同的就是许愿的内容。

　　我踏着第一百零八响的余音，双手合十对着香炉胡乱作了个揖，抢在它钻入梁缝之前，许下了我心中积郁已久的愿望。只是我不知道，佛祖是否能接受我这样并不算虔诚的心意。

　　我许的愿望是：所有关心我的人和我关心的人，祝你们幸福。

　　第一百零八响钟声的余音散去，已是新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