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远

　　一代高僧圆瑛大师(1878—1953)，俗姓吴，名宏悟，字今悟，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福建古田平湖端上村人。他是五房中的独：广，五岁时父母双亡，稍长业儒，过日成诵，聪明逾人。十七岁顿悟人生如梦，意欲出家，被叔父所阻。—卜八岁大病初愈，遂决心礼福州鼓山涌泉寺增两和尚为师，披剃出家。十九岁依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并发心参访诸大名刹，先于常州天宁寺亲近冶开和尚，参禅五年：后又从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习禅六载：还遍谒谐祖印、谛闲、慧明、道阶等大善知识，修习天台教观，钻研《楞严经》，初露锋芒。他在天宁寺带病参禅，于禅七中定境现前身心轻安，口占一绝，诗云：“狂心息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洞察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时通。”从此智慧显发，净业大进。二十八岁在宁波天童寺的一次禅七中，定境复现更胜于前，遂说偈云：“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可见他对禅宗功底早已深密。三卜六岁时，因读延寿、莲池二大师的著作，深信念佛法门可使身口意三业清静、圆成三昧的功德，于是奉行禅净双修，历四十多年。他在一九三五年秋于上海圆明讲堂讲经弘扬净土法门，组织莲池念佛会，远追庐山莲社家风，并改一吼堂为三求堂，提倡求福、求慧、求生净土。皈依弟子遍海内外，影响远及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大师行化多方，兴僧学、办讲堂，讲经弘法、爱国护教，德被僧俗、四海称诵，尤以禅净双修、诸宗会通、学通儒释、内外圆融堪称典范。

　　一、禅净双修，融通教宗

　　圆瑛大师融通教宗，对于禅净两门都有深刻的解悟与实践。他反复强调说，禅净二宗都是如宋所说法，只因众生根机不等，故而施设有殊：所以，禅净虽有二名，其实一理，归元无二，不可有所是非。对于禅净二宗施设之殊，大师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他说：“禅宗不立语言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教人看——句话头，截堵意识不行。令见清静本然之心性。此为接上根者流，是圆顿修成之法，称为最上一乘，中下根人，未足以语此。”“净宗不论智愚老少，教人但持一句佛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以念止念，心中惟有佛，佛外更无心，念到事一心不乱，即得往生。”总之，“禅则独被上根，净则普被三根；禅则惟凭自力，净则兼承佛力””’

　　所以对于一般信徒，圆瑛大师首先劝说他们信修念佛法门。他常说：“诸位不要以聪明白命，好高骛远，把念佛法门认为是愚夫愚妇之事，或去参禅，或修其他法门。要知禅宗虽最上乘，只能独被上根，中下五分，收机不广。你我思量，是否上根利智；且参禅要破三关，全仗自力，断惑方得出离三界，三关未破，不能了脱生死，若隔生再宋，只怕不能继续参禅，则前功尽废。”而念佛法门则除了“仗自己信力、愿力、净行之力”外，“更加弥陀愿力”。这样，“既有自他二力，纵然自力不足，还有佛力可靠，故曰修行以念佛为稳当。”此外，念佛法门之所以最适合于一般信众，还在于：“一切法门，欲了生死，须断惑业。惟念佛法门，不断惑业，亦可了脱生死，是为带业往生。””’这也正是念佛法门的特色所在和极方便之处。同时圆瑛大师还认为，念佛如达到极致，则与禅悟无异。如说：“若论高深，则禅宗单刀直入，固推圆顿，而净宗达理之士，未必或逊。古德云：‘忽然起念念弥陀，平时无风自作波，有念消归无念处，岂知无念亦为多。’此则有无双遣，一性圆明，与禅宗圆照清净觉相，无以异也。”大师七卜五时作《禅净双修》诗，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明禅净在最高证悟和境界上的一致。诗云：“禅净双修四十年，了知净土即深禅，有人问我其中意，云在青山月在天。”

　　对于禅净二门的修行方法，圆瑛大师也有许多独到的、详细的阐发。念佛法门，简单讲来“只要死心念去，即便成功”。但怎样死心的念去，却并不简单。对此，圆瑛大师提出了“念佛之法，当以意根念，莫用意识念”的根本方法，并对此解释说：“意本属心法，以意根之心系缘于佛，即诸根悉皆不动，故得都摄，其念乃净。以净念为因，得生净土为果，故称为净土法门。”又，念佛有四种，即“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像念佛”牙口“持名念佛”等。其中圆瑛大师对“实相念佛”尤为推崇。他说：“实相念佛，依实相理，念法身佛。法身清净，犹若虚空，遍一切处无相可得，本无能念之心相，亦无所念之佛相。能所双忘，心佛不二，即心是佛，即佛是心。若念实相佛，则无念而念，念即无念，一心不乱，湛然常住，是为理念。”这里，圆瑛大师显然把禅宗“即心是佛”、“无念无相”等悟法融进了念佛法门，它也是大师禅净双修中的心得体会。而要实行“实相念佛”，则要从“不住有念”开始。所以大师说：“若能不住有念，进一步终日念佛，终日无念，了知能念之心，自体本空，所念之佛，了不可得，念到境寂心空，亦不住无念。更进一步，无念而念，能念之心，灵灵不昧，所念之佛，历历分明，念而无念。能念之心，心即是佛，不存心相；所念之佛，佛即是心，不存佛相；能所双忘，心佛一体，此则由持名而达实相，得成理一心不舌L。”

　　关于参禅法门，圆瑛大师常言：“禅宗之奥妙，就是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为顿教法门；顿悟、顿修、顿证，不落窠臼，单提一句话头，要里心、意、识参，参到山穷水尽时，自有出生之路。”，而具体讲来，大师则认为，“参禅以修止观为下手”。他说：“止观功深，而得到定慧。止观二字，必须并重，不可偏废。若止过于观，必落昏沉，若观过于止，必至掉举。昏沉与掉举，是两种禅病，不可不知。参时须调和均等，昏沉则以观救，掉举则以止制。”又，大师认为，参禅最主要的方法是看话头。所以，他说：“参禅者，要看一句话头，看话头即是方法。”而看话头必须注意三点：一是要“用本觉理体，起一段始觉智光，照着那一个话头”。二：是要“用智，不用识”。因为“识有分别，智无分别。若有分别，则妄心生，心生刁；能{亡，非智别无能观”。三是要能“起疑情”。对此，大师特别强调说：“参禅最重疑情，未曾亲见本来面目，总是疑去，如何是我本来面目。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一句话头，—‘段疑情，要绵绵密密，不可放松。”最后，参禅之法要在自悟自证。正如大师所说：“大道只在目前，要与当人分师会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非言语所能形容，非思量所能计度。经云：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又云：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及，必须自己亲证实到。”

　　二、台贤并弘、究心楞严

　　大师弘法，不立门户，各宗兼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宗虽各立，义无差别。不可分河饮水，各存门户之见。若执自是非他，不但不明他宗，抑亦不彻自宗”。“会性相各宗，融真俗二谛，不离世间广行方便，不存私见饶益众生”。因此，在重兴宁波接待寺时，建筑讲堂遂命名叫做“一吼”，自号“一吼堂主人”。其寓意是：台贤等各家教义和禅净等诸多法门，都出于“一吼”说法，而有需要同归于“一吼”弘扬。“吼”原指狮叫，比喻说法神威，闻者服应。但大师讲经和对佛典注释重在台贤两家，如其《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义》，是依台教《五重玄义》先讲一经纲领，再释经文。大师十分重视讲说台家注释净土的妙典《阿弥陀经要解》，由其亲传高足明旸法师录成讲义，是大师弘扬净土教义的代表作。此典原为明末漓益大师本台教对《阿弥陀经》所作的精辟要解，文约义丰，语近旨远，但阅读或讲说，较难探颐索隐。大师周详全面、丝丝入扣给以解说，或者探骊得珠，或者曲尽其妙，或者画龙点睛，卒使雅俗共赏，同得法喜。此《要解讲义》，根据漓公的《五重玄义》第二“以实相为正体”。是《阿弥陀经》理论的要点。大师在讲义里，首先解释“实相”名义，然后辨明其体。其解释名义，从“无相之实相”和“无不相之实相”两面进行详释，点明此即“吾人现前一念心性”。两面实相的前者是指诸法离去虚妄相后的真实之相，如黄金离去它的差别器皿形相，而只看到真金的一。相。后者是就诸法差别虚妄相的本身，见到它的平等真实之相，如就黄金差别器皿本身，见其金的平等一相。接着进一步指出，实相不落空有两边，全归中道。离诸法之相，约真谛属真空；即诸法之相，约俗谛属妙有。真不碍俗，俗不碍真，“真俗圆融无碍，无名立名，不得已强名实相”。再者，实相之体，从其体的“寂、照”意，多方进行辨明。首先寂是空，照是有：寂是不变，照是随缘。其体“非寂非照，而复寂而恒照，照而恒寂”，即不落空有两边，而又不变常随缘，随缘常不变。其次实相即吾人心性，心性即如宋身土，配合寂者不动、土义、照者随缘、身义。照寂，强名常寂光土，寂照，强名清净法身。再次，心性即如来法报二身，配合寂者不动，照者光明。照寂，强名法身，寂照，强名报身。又从性德、修德名法、报、受用和应化身。“法身本有，不假修治”，“故性德寂照名法身”。“报身修成，故修德照寂名报身”。单从修德而言：照属寂，寂属理，“用始觉智，照本觉理”，“得根本智”，“成自受用报身”。“依根本智，起后得智”，“现他受用报身”。“修德寂照”，即于不动寂场而应化诸方，名应化身。以上所举寂照、身土、性修、其应皆不出吾人心性，无非实相。实相不二。但从理起事，事则无量，所以有无刁；二。是以举体作依、作正等一切法，无非实相正印所印。””此将实相正体的幽隐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

　　《首楞严经》是诸佛心宗，群经秘藏。明末漓益在阅《阅藏知津》里指出是：“开圆解”、“示圆行”、“明圆位”、“法门之精髓成佛作祖之正印”的要点。大师对它特感兴味，刻苦钻研，遇有“疑义深奥难解”，遂书纸条贴在壁上，逐条参悟，必达透彻而后已。所以其中奥义都是参究明了出来的，于一般研究者不可同日而语。大师晚年对此经撰写讲义是据贤首《十门解释》而略有变更，把“总释名题”列为第一。其照贤首判释经说：“以五教摄经，从终、顿、圆摄此”。“以经摄教”，五教“全该，以不废小乘，果法戒品，兼存始教”。”《首楞严经》卷一：“二种根本”之一的真本“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卷三：“六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卷四“若弃生灭。守于真常，常光现前”。卷五：“无上：菩提”，“寂静妙常”，“同是六根”。卷六“元是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等文，其内涵是说：“元清净体”或“妙真如性”，就是吾人六根之性，但未直接点明。大师对此发挥得尤为透彻明了。他说：“根中所具，不生不灭，圆满周遍，湛然常住之本觉佛性，乃前佛判二根本中，此为真本，是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又云：“佛之知见，乃众生本具六根中，不生灭性”。在《劝修念佛法门》中说得更为明白：“根性，即是佛性。此性常在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曰嗅，在舌曰尝，在身曰觉，在意曰知”，“六性唯是一性”。如此贴近、贴切地说明佛性，十分难得。自从《大般涅架经》译出后，佛性说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从而出现了各种异见。北魏的地论师对佛性有北道派当果而现的“当常”说和南道派众生现成的“现常”说。南北朝各说，后来三论宗祖古藏在《三论玄义》中总结出十二家，但都较抽象。近代有人提出：“佛性，即成佛的可能性”。随文释义倒是明快，但不易捉摸。大帅将他明确为人的六根之性。人人都有六根，因而既很贴近，又易理解，是对佛性说的—大贡献。

　　三、佛儒一辙，兼收并蓄。

　　圆瑛大师不仅在佛教内部无门户之见，融通教宗、禅净、显密，而且对世学也有积极、宽容的兼收并蓄精神。如他说：“凡对各种学说，都要悉心研究。各科学学说，儒学学说、哲学学说、佛学学说，研究时必须具一种眼光，把那学说之真理，看得明明白白，不可存门户之见。凡有益于人生身心德业学问知识者，都要采取体会。即有不合潮流者，亦必仔细审定，如此可谓知己知彼，始足应世。若但知己而刁；知彼，不足以与世界学者之酬对。”这段话充分地体现了圆瑛大师博大的胸怀，深远的眼光和适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求进的精神。

　　在会通世学方面，大师又更注重寸：佛儒的会通。他认为，“佛儒教理，同归一辙”。大师常说“圆瑛少安儒业，冠入佛门，研究佛学之与儒学，实则同条共贯。其修养工夫，释氏则在‘返妄归真’，孔氏则在‘克己复礼’；其到家消息，释氏则在‘明心见心’，孔氏则在‘穷理尽性’。又儒书云：‘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佛典云：‘妙高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峰头，诸祖略容话会。’此会通儒释教理，若合符节。”

　　大师曾说，他入佛门后在“参究向上宗乘之余”，曾有志于著书一编。然由于大师教务繁忙，至终未能入愿。其后，有阳斋居士者，撰成《佛儒经颂》一书，深契大师私衷，于是欣然为之作序，盛赞此书为“通佛儒之大窍”，“长夜之明灯”。大师在序中对于佛儒会通同归之意，详为阐释，深有所见，富于启发。其文曰：“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曾有异也。夫佛教有言曰：‘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广运慈悲，为众生与乐拔苦。’而儒家亦有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盖仁者，义之本也，始虽肇天克己，而终则在使天下知所归。是与佛教自觉觉他之道，初无二致。又，考儒家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进德修业之目，佛教亦曾立仁义等五藏之名。故龙树菩萨《释摩诃衍论》引《道品经》曰：‘佛子谛听，为汝解说仁藏、义藏、礼藏、智藏、信藏、学者从而为之。’词曰：‘不杀生仁也，不偷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斯虽不足尽比附之说，顾五常之义，显然与五戒之法同科，则佛儒二教，如日月丽天，亘古并耀，固未可辄为轩轾。昔圭峰宗密大师有言，佛孔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洵为不刊之论!惜后代学不师古，谬兴讪谤，佛儒两宗，遂相水火。迨至有明，灵峰蒲益大师，始以乘愿再来睿哲，为息诤、禅教之高文，著《灵峰宗论》，揭佛儒之精义，开人天之正眼。自兹，两教歧途，始由分而合，从晦而明。”

　　圆瑛大师博通佛儒经典，所以随手拈来即可融通佛儒之理。他不仅以儒家五常为与佛教五戒同科，而且认为儒家也同样说戒。如他说“子曰：‘非礼忽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此即孔子授人以平常日用之戒。……又曰：‘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血气既衰，戒之在德。’此孔子授人以终生涉世之戒。其中亦寓佛教断除贪嗔痴意。戒色除痴迷，戒斗除嗔恨，戒得除贪婪，两者和融。”‘’*’此外，大师还把佛教“护身”、“放生”的思想与儒家“好生”的思想也会通了起来。他说：“至论护身一事，佛儒二教若合符节。”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我佛以大慈大悲而为救世之本，……是以学佛者，不仅持律戒杀，尤当竭力放生，方合我佛慈悲宗旨。”而考之儒教，则“儒教《周易》有言，‘乾曰大生’，‘坤曰广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孔子赞易以生生。吾人应体天地好生之德，提倡戒杀放生。且孟子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细究其义，前两句即劝人戒杀放生，后两句即劝人持斋茹素。”所以说，“爱物存仁提倡护身，实与佛儒之宗旨相合。”

　　与倡导佛学与世学会通相一致的，在圆瑛大师的佛教思想中，还有一重大特色，那就是强调大乘佛教的入世、救世精神。他认为，“佛教是最好的一种宗教，不独是出世间法，也是世间法。”又说，“人天乘是世间法，可以救正人心，匡扶世道。声闻、缘觉乘是出世间法，独善其身，能得自度。菩萨乘、佛乘皆是入世法，普利众生，广利群品。”这些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许多高僧大德们积极倡导建设人间佛教的一个共同特色和基本精神。大师曾明确宣称：“圆瑛虽居方外，实不同佛教中一班小乘学者，但抱出世主义，置世道人心于不顾也。而我则研究佛教垂三十年，谛观佛之宗旨，以宏法为家务，利生为天职。”他甚至说：“佛教专重入世，而非兢尚出世”；“要必入世功圆，方是出世事毕。”所以，只要志在济世利生，那末“不必一定出家学佛，在家也可以学佛，”此外，“以宏法为家务，利生为天职”一句，既是大师一生抱定的志愿，同时也是大师一生事业的如实写照。

　　综观圆瑛大师的佛学思想，始终体现着佛陀救世度人的慈悲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之所以能成为近代佛教史上著名的爱国高僧，不仅为佛教事业，而且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与高度评价，这与他会通诸宗、内外圆融、解行相应的佛学思想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系江苏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