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 莲

　　印光大师与高鹤年居士宿有佛缘，堪为真莲友，道伴法侣。据高鹤年之《印光大师苦行略记》言：

　　“(光绪)二十四(1898)，余二次访道普陀，道经三圣堂，访真达上人于关房，宏筏房拜润涛和尚及茅棚高僧，法雨寺吊化闻长老，与师会晤于化鼎丈室。次早，师略示净宗信、愿、行修持法。寮房之中，淡薄衣单，

　　外无长物，真是一个清净僧宝。”

　　二：人初次的相识，是因高氏访道普陀，至法雨寺吊化闻长老故，以一大因缘时节，高氏得以与大师会晤，…—见如故，心相契合，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忘年之交。大师仰慕居士的为道心之殷切，高氏赞叹大师的淡薄、清净之圣德。彼此的相互赏识与赞叹，终使一僧一俗礼尚往来，大弘法化于寰宇。

　　大师与高氏的相识，可谓说是高山流水觅一知音也。高氏性情犹若闲云野鹤一般，喜欢习禅，游访名山。可大师依旧以净宗诸家法要开示于高氏，终使高氏返禅归净，扭转关捩。大师这样并非是扬净抑禅，关键在于法须逗机，顺应因缘而已。大师对高氏的修学甚为关照，时常致函询问情况。

　　高氏喜欢习禅，大师并未反对。据高氏的回忆，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师致函在镇江金山江天禅寺的高氏，询问高氏禅学之境况，并嘱往普陀一谈。高氏随至普陀，师已“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开示净宗诸家法要”。高氏好禅学，但大师留高氏谈经五昼夜，并示以“方便多门，归元无二”的道理。高氏当时觉得，

　　“是时门风高峻，学者望崖而退。”大师力弘净土，故并不因高氏学禅而开示禅宗语录，依旧是以净宗诸家法要见赐。这既说明大师的宏扬净土法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

　　因地制宜，并不因人而易辙：又说明大师有超越之远见，以高峻之门风而折服高氏之好禅心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高氏致函大师，拟再朝五台，并将往终南结茅。大师又约高氏往普陀一谈，嘱高氏“留意秦中佛法，提倡实行其道，不可虚度光阴”等。并言及“南方饭吃不来，欲回陕西”云云，当时高氏默记于心。故至民国三年(1912)春，高氏由五台返回终南山过冬。于民国四年，遵大师之遗愿，修僧、尼普同塔二座，念佛堂二处，茅棚数处。又在摄身台南天桥沟购文殊台山场，上下约二里许，欲造大觉精舍茅棚，预备迎请大师返秦。可大师终因印经事，及后来战火连绵，一生未返回秦地，而与江、浙众生结下了深厚的佛法因缘，使净土一宗，昭若日月。

　　宣统年间(1909—1911)，大师常致函高氏询问外方佛法情况，并嘱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等。就这样，因为彼此志同道合的缘故，大师与高氏便成了忘年之交。经常保持书信的往来与问候。

　　最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元年(1912)，狄楚青居士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高氏至普陀索大师文稿四篇编入。一日《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日《宗教不宜混滥论》、三日《佛教以孝为本论》、四曰《如寮或库房。然此等宝物，既不能用，后必至令见小人之窃去。则未得实益，而令此窃者徒受其损。不如仍向真达处收回，或转送人，或卖之，以作功德，方为有实益耳!鄙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然否?”

　　第七封信云：

　　“碑文强凑九百余字。而语言拙朴，意义肤浅，恐不堪上石，祈另请高明作之。如其惟求省事，尚祈力为改削，勿致贻人讥诮。又其中规矩，不过臆度大概，尚须斟酌妥帖，再行改定。”

　　第八封信，大师虽赞叹高氏，乃自明紫柏老人后，游历名山，为法忘躯之第一人。但大师亦不甚赞叹高氏的过分苦行，故劝诫说：

　　“然以光愚见，似乎可以止步休歇矣!纵欲广游，宜以神不须以身。 《弥陀》三经、

　　《华严》一步，当作游访路程。宴坐七宝池中，遍游华藏世界。神愈游而身愈健，念愈普而心愈一。其寂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万德本具足。寂照圆融，真俗不二。十世古今，现于当念；无边刹海，摄归自心。校彼披星戴月，冒雨冲风；临深渊而战兢，履危岩而警怖者，不啻日劫相倍矣。鄙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何如?”

　　大师对高氏详谈洋纸之害说：

　　“又洋纸之害，甚于洪水猛兽，穷国屈民，断灭儒、释圣教，其祸无有底极。于初四日已为黎公略言其概，祈居士勿惜慈力，遍与诸居士言之。令立一章程，凡佛祖经论，概勿用此纸印。又须通告各刻经处，令其一体悉知。庶不至以流通而致速灭亡。此不慧痛心疾首吁诉无门者。今欲以居士为绍介，恳祈诸大居士各各发菩提心，出广长舌，遏此习风，以永法道。谅必闵我愚诚，特为遍告耳!”

　　因居士当年早于陕西终南山潜修，大师

　　鉴于关中混乱故，便劝高氏说： “长安

　　虽好，诸事艰难，倘无大碍事，当于南方专修净业，护持法道，校比北方，事半功倍。何必以衰老之身，强置于困苦之地，然后为道也。”

　　从如上八封书信中，可以看出大师对高氏是何等的关切，彼此是何等的意志投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