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展雄

　　“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一百多年前，东瀛诗僧大沼枕山曾满怀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汉诗，用来表达他对中国文化中的晚唐诗和六朝人的至爱。

　　六朝即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虽然是一乱世，但它与汉朝的朴实敦厚、唐朝的兼容并包、宋朝的繁华富丽迥异其趣，而是以洒脱放旷、冷峻玄远、蕴藉风流著称，它是中国历史中最为另类最为奇异的一个时代，孕育出了一大批“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风流名士，诸如谢安、阮藉、嵇康、刘伶、王戎、潘安、卫玠、顾恺之、王羲之，陶渊明，还有那个归隐山林的和尚支遁。

　　名士中的名士

　　一部以记录清谈家言行为主的《世说新语》，支遁的出场多达四十余次，可谓名士中的名士。

　　支遁（314—366），字道林，俗姓关，从师改姓，世称支公，别号支硎。陈留（今河南开封）人，或云河东林虑人。晋愍帝建兴二年（314）出生，家世奉佛，自幼聪明秀彻，颖悟非常。后流寓江南，在京城建康，好与名士交游，太原王濛非常器重他，赞美他“造微之功，不减辅嗣”，意思是说支遁的学问造诣并不亚于辅嗣。陈郡殷融曾经与东晋第一美男卫玠交往甚密，《晋书》以“明珠”、“玉润”喻其风采，自卫洗马被众多粉丝“看杀”之后，殷融“谓其神情俊彻，后进莫有继之者”，时人以为王家澄、济、玄三子加起来都比不上“卫家一儿”，可谓风华绝代，但是，及至见到支遁，就惊讶叹息，“以为重见若人”。

　　后来，支遁买山归隐，时任吴兴太守的谢安写信给他说：“思君日盛，一日犹如千载，风流快事几乎被此磨磨殆尽，终日戚戚。希君一来晤会，以消忧戚。”

　　谢安何等人物，淝水之战，谈笑间击败符坚百万雄兵，这么一个临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居然因为身边少了一个支遁，就变得忧心戚戚，郁郁寡欢，由此可见支遁是一个多么富有人格魅力的和尚了。

　　即色宗第一人

　　支遁的家庭世代奉佛，耳濡目染使他早早就领悟了许多佛理。支遁年幼时，曾与师父辩论物类，他说生吃鸡蛋算不上是杀生，师父一时说服不了他。后来，师傅拿来一只鸡蛋，只见他将鸡蛋扔在地上，蛋壳破碎了，但走出来一只鸡雏。支遁立时顿悟，从此他就只吃蔬菜而不沾腥味，终身如一。

　　支遁25岁释行悟道，遁入空门，隐居余杭山，潜心研究《道行般若》等释家经典，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本空”思想，此论虽已亡佚，但在慧达《肇论疏》中有所证引：“吾以为即色是空，非绝灭空，此斯言至矣。何者，夫色之性，色虽色而空。如知不自知，虽知而恒寂也。”《中论疏记》引《山门玄义》，文字上稍有不同：“夫色之性，色不自色。不自，虽色而空。知不自知，虽知而寂。”其义又见于《支遁集·妙观章》：“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有而空。故曰色即为空，色复异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遁因之成为当时般若学“六家七宗”中即色宗的代表人物。

　　游心庄老之学

　　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盛极一时，佛教僧侣也加入了清淡之列，佛玄互为资用，《庄子》不仅为谈玄家之口实，佛教僧徒亦以之与佛理格义、连类。正如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言：“西晋天下骚动，士人承汉末谈论之风，三国旷达之习，何晏王弼之老庄，阮藉嵇康之荒放，均为世所乐尚。约言析理，发明奇趣，此释氏智慧之所以能弘也。祖尚浮虚，佯狂遁世，此僧徒出家之所以日众也。”

　　支遁不仅在般若学义理上，更切近大乘精髓，而且游心庄、老，于玄学别有建树。他虽然形貌丑异，但玄谈妙美，“几执名士界之牛耳”。《世说新语·文学篇》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由此可见一斑。孙绰《喻道论》称支遁：“识清体顺，而不对于物。玄道冲济，与神情同任。此远流之所以归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在《庄子》学的研究中，支遁无论如何应占有一席之地。

　　白马寺说逍遥

　　支遁说禅讲经很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他善于阐明和标举佛经的内在精神，而不拘泥于断章摘句，因而遭到拘守文句的人的非议。谢安听说后，倒是非常欣赏他这种讲法，肯定道：“这好比九方湮相马，应先略其皮毛之玄黄而取其精神之神骏。”当时谢安、殷浩等人都是一代名流，是超脱尘俗的名士，能说出这样的话，绝非功利所趋。

　　一次，支遁在白马寺与刘系之等谈《庄子·逍遥篇》，刘系之说：“各适其性即为逍遥”，支遁反驳道：“不然。夫桀、跖以残害为性，若适性为得者，彼亦逍遥矣。在支遁看来，逍遥的根本条件是“乘天正”，即与道合一。做到这一点，才能“物物而不物于物”。与道合一，是人格的至善境界，拥有这种境界，自然使物各得其性，而无“矜伐于心内”。这样，逍遥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人的精神状态，而是主体至高无上的道德原则。这种价值向度，决不是向秀、郭象“小大虽差，各任其性”的自足逍遥所能相提并论的。为此，支遁特意花时间注释了《逍遥篇》，从而使饱读经书的文人学士对他的见解无不叹服。

　　与王羲之过招

　　当时，惟独有一位名士王羲之不以为然，素闻支遁盛名，但就是不相信他的真才实学。他曾对人说：“一个狂僧而已，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及至支遁到了剡地（今浙江嵊县），经由会稽，王羲之特意去迎接，想借机考验他的才识学力。见面之后，王羲之问支遁：“《逍遥游》这篇文章你听说过吗？”支遁毫不谦让，口若悬河，当即发表了几千言的滔滔宏论，后人赞为“标揭新理，才藻惊绝”。王羲之听后，禁不住宽衣解带，放下了骄矜的架势，并且留恋盘桓不忍离去，遂请支遁住在灵嘉寺，以便与其亲近。

　　养马放鹤人

　　中年时，支遁选择苏州枫桥西部的支硎山作为自己的栖身之地。

　　为入关斋，有人赠送他一匹好马，支遁也不拒绝，就饲养了起来。当时有人讥笑他，“此非道人所宜，”，出家人养马，有点不合事宜吧，支遁回答：“贫道爱其神骏，聊复畜耳”，管不了那么多，因爱其神骏，姑且养了起来。这正是支遁的超脱之处，也只有对禅的理解到达了至高境界，才会真正做到“免俗”——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了。

　　后来，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又带来一对幼鹤，作为见面礼送给支遁。日子一天天过去了，这对幼鹤羽翼渐丰，有了想飞的苗头。支遁非常爱惜，生怕幼鹤飞走了，“乃铩其翮”，就把它的翅膀剪短了。看着剪短了翅膀的幼鹤，“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支遁心里突然难受起来，若有所悟，大发感叹：“既有凌霄之姿，宁为人作耳目近玩乎！”是啊！鹤本云中之物，冲天凌霄是其天性，怎么能够作为我们耳目玩赏之物呢？！

　　于是，支遁好生静养这对幼鹤，等到幼鹤的翅膀重新长出时，他捧着这对幼鹤来到支硎山顶，让他凌空而去。

　　养马，爱其神骏；放鹤，慕其灵逸。支遁爱马爱鹤是那么真实，并不执迷于马的形体，鹤的外貌，而是真正与它们的精神相应，他那“风神潇洒，不滞于物”的晋人风度着实令人感动。

　　归隐支硎山

　　北宋钱俨曾在《碑铭》中写道：“天下之名郡言姑苏，古来之名僧言支遁。”意即为先有非常之境，然后才会有非常之人栖息于此。

　　江南胜地苏州枫桥以西七八里处，就有一处非常之境。在青葱的山峦中，有一道山峰，蜿若龙脊，山上有石，其平如砥，泉流其上，清澈可爱。

　　晋成帝咸康年间，支遁来到此地，依山而居，遂改号“硎”。于是，山以人显，此山也叫支硎山。

　　支遁归隐于此，以野果杂粮为食物，将涧流溪水当茶饮，头顶青天，脚踩草木，以天然巨石为桌子，常常宴坐山门，游心禅悦，时而苦思冥想，时而养马放鹤，就像他诗中描绘的那样：“石室可蔽身，寒泉濯温手”，过着与世无争、淡泊宁静的生活。在此期间，支遁潜心注释《《安般》、《四禅》诸经，撰写了《即色游玄论》、《圣不辩知论》、《道行旨归》、《学道诫》等著作，又曾就大小品《般若》之异同，加以研讨，作《大小品对比要钞》，还讲过《维摩诘经》和《首楞严经》。

　　支遁还是一个主张顿悟的人，十分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顿悟”的主张，发扬般学的“性空”思想，终于成为般学六大家之一。南齐刘虬在《无量义经序》中论顿悟时说：“寻得旨之匠，起自支安。”《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支法师传》中也说：“法师研十地，则知顿悟于七住。”也就是说，支遁主张到第七地开始顿悟，七地以上尚须进修，因此他的顿悟又称“小顿悟”。如慧达《肇论疏》说：“第二小顿悟者，支道林师云，‘七地始见无生’。”

　　与名士的风尚一样，支遁隐居在支硎山，十分沉湎，他才藻惊绝，作诗造诣甚高，《高僧传》尝称“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广弘明集》收录有他的古诗20多首，其诗不乏浓厚的老庄气味，又掺杂着佛家的理趣禅机。根据陈允吉先生的观点，支遁在玄言诗兴起的潮流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绝不亚于许洵、孙绰。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纵论江左诗歌蒙受的印度影响时，曾指出“支遁在诸和尚诗人里是最伟大的一位”，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沈曾植先生，也曾高度评价他于晋宋诗歌史上的地位，将其视为开谢灵运风气的先驱人物。他的诗中，有篇幅较多的自然景物描写，生动细致，与谢灵运可以媲美。支遁写得较好的诗，如“从容遐想逸，采药登崇阜；崎岖升千寻,萧条临万亩”,“解带长陵陂，婆娑清川右”，皆笔意潇洒，情致高迈，与郭璞《游仙诗》的风格颇相似，只是玄意更浓。

　　当时的舆论认为，支遁的才学足以辅佐朝廷。公元362年，晋哀帝继位，仰慕支遁的道行，数次派人来支硎山征请。盛情难却，支遁于是又一次到建康。在京城停留了将近3年，可是他无法排遣对支硎山的眷念，便上书请求回山，得到了晋帝的特许。晋帝为送他回山，给了他优厚的馈赠和照顾。当时的许多名流，纷纷到征虏亭为他饯行。据说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小插曲：当初蔡子叔来得早，坐到了支遁跟前，谢万石是后来的，便趁蔡子叔暂起之机，移到蔡的座位上去，等到蔡子叔返回来时，又把谢万石赶出了座位，而谢万石毫不介意。支遁为时贤名流所仰慕，竟然到了这种程度。

　　遥远的逸响

　　东晋太和元年（366），一代名僧支遁驾鹤西去。历代文人墨客十分崇尚这位僧中名士，他们或路过、或专程，前往支硎山凭吊支公，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唐代诗人白居易这样喟叹：

　　好是清凉地，都无系绊身。

　　晚晴宜野寺，秋景属闲人。

　　净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

　　自惭容鬓上，犹带郡庭尘。

　　元代诗人郑元佑这样凭吊：

　　词客幽寻胜洞庭，神僧名迹在支硎。

　　马骑仄径犹存石，鹤放颠崖尚有亭。

　　岩底泉飞轻练白，峰头龛蚀古苔青。

　　到来顿醒红尘梦，万树松涛沸紫冥。

　　清代学者徐崧这样缅怀：

　　漠漠黄沙日，萧萧白雁天。

　　南来真万里，支遁已千年。

　　落木疑寒雨，斜阳破暝烟。

　　未须愁寂寞，石上有流泉。

　　就连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曾作诗赞叹：

　　鸣鞭度庆桥，别墅见山椒。

　　小憩支公园，间凭赵隐寮。

　　竹虚原自密，花艳却非妖。

　　欲畅青莲想，法螺喜不遥。

　　此外，诗人刘长卿、皮日休、陆龟蒙、刘禹锡、沈自然、王宠等人均留下了大量的凭吊诗句。

　　时光如流水，斯人已远逝，惟有支硎山，默默地屹立于天地之间，迎接着四面八方前来凭吊的游客。

　　人于天地间，何其渺小，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即使像支遁那样高标超迈的名士，也难逃时光的利箭，他那高逸的身躯终被岁月的枝叶所掩盖。但是还好，斯人虽逝，德音尚存，今天的我们还能够在《世说新语》中感受他那些高蹈远举的故事，还有那优游于蓝天白云间的野鹤，其龄若有百年长，是否也于九天之上听到大师那智慧空灵的逸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