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雪雷

　　摘要：王梵志诗分为反映现实的诗和反映佛教义理的诗两类；它具有通俗化的艺术形式，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以及从生活中选取贴切形象为比喻的表现形式；王梵志诗在唐代对元白新乐府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影响，其在宋代被广泛引用。

　　关键词：王梵志诗元白新乐府江西诗派影响

　　一

　　王梵志及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分析工梵志诗，必然要涉及王梵志的生平，晚唐冯翊《桂苑丛谈》尝转录《史遗》若干条传说记载，其中有关王梵志的一条，全文如下：

　　王梵志， 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

　　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视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

　　问日：“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而生， 日 ‘梵天’ ，后改为 ‘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1〕

　　诚然，我们不能否认这条材料的神话传说性质，但也正如陈允吉先生在《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中所说： “通过论述，

　　《史遗》关于王梵志的这条材料不是史实记载已无疑问，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了它文化史料的认识意义……正如有人指出那样，该传说中交代的‘卫州黎阳’和‘当隋之时’这两点，总是体现了某些特定的含义，不能认为它没有提供任何一点具有可信性的东西。”〔2〕

　　基于对王梵志这一传说的理解，日本入矢义高的《论王梵志》”’及法国学者戴密微的《汉学论着选读》〔4〕均认定它是一个神话类故事，并不具有记录和暗喻真人的价值。目前，大家较为认可的观点是，王梵志的材料不是史实，其传说终究是—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它植根于民众生活的土壤中，王梵志的生活年代“大致在唐初数十年间”，“享年约可七八十岁”。〔5〕

　　王梵志生活的隋唐之际，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据史料载，隋海内一统后，

　　“高祖文皇帝即位之年，即普招天下，任听出家，仍合计口出钱营造佛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诸大都邑，兵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6〕可见统治者是很支持佛教的。逮至唐代，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天台、三论、法相、华严、禅宗诸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与此同时，经过隋末战争建立起来的李唐王朝，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经济也随之高涨起来了。但繁重的赋税徭役接踵而来，农村户口大量脱离户籍而逃亡。根据考证，户口逃亡的问题，

　　“始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 至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情况愈加严重，天下户口，逃亡过半”〔7〕，当时广大人民负担的沉重，生活的悲惨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为统治阶级在思想上的兼容态度，及人民深受苦难、渴望幸福的现状，加之佛教宣扬因果轮回等教义深深地契入了普通人民的心中，佛教的下层信众数量大增。正是以此背景为依托，王梵志的诗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

　　二

　　王梵志诗今存390首，从本质上说，王梵志诗是一种口头文学，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众多无名诗人的集体创作，并发挥其最大的艺术感染作用于流播过程中。

　　笔者通过对王梵志诗的分析，将其诗试分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诗和反映佛教义理的诗两类。

　　(一)反映现实生活的诗

　　王梵志诗和唐初某些诗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诗扎根在现实的土壤中。生活把他推向人民一边，与贫穷愁苦的人民有着较多的接触，

　　自然会有和下层人民相近的思想感情。并在诗中以通俗的民间语言，比较深刻地揭示唐初社会潜伏着的时代危机，倾诉人民的苦难和不幸遭遇，从而反映初唐繁荣景象掩盖下的一些社会矛盾。

　　某些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诗篇，如《近逢穷业至》 (卷二)〔8〕、 《我昔未生时》(卷六)、 《当乡何物贵》 (卷二)、 《官职莫贪财》

　　(卷三)等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直接倾诉劳动人民的痛苦与怨愤，真实地反映出他们贫穷困苦的生活：

　　贫穷田舍汉，庵子极孤凄。

　　两穷前生种，今世做夫妻。

　　妇即客舂捣，夫即客扶犁。

　　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

　　……

　　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

　　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

　　如此硬穷汉，村村一两枚。 (卷五)

　　诗人以饱满的笔墨，深切的同情叙写他们在“赋税数千般”

　　(卷二)和“啾唧索租调”(卷二)的催逼下，陷入更加悲苦的境地：“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挥挎，足下复无鞋。”(卷五)

　　更为难得的是王梵志的五言诗在反映“贫穷田舍汉”的饥寒交迫生活的同时，还描写了富人的生活状况，从而在对比中表现出社会的贫富不均。他在《富饶田舍儿》诗里又描绘了与“硬穷汉”完全不同的另一幅画面：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

　　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

　　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

　　牛羊共成群，满圈豢肥子。

　　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

　　……

　　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

　　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

　　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 (卷五)

　　王梵志诗通过“贫穷田舍汉”与“富饶田舍儿”的对比描写。相当概括地反映了初唐社会的贫富对立，

　　“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社会中，只要有钱就可买通官府，逃避征戍徭役沉重负担的不平现实。

　　王梵志五言诗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还表现在针对初唐边塞将士的不幸遭遇，谱写出《你道生胜死》 (卷五)， 《天下恶官职之一》

　　(卷二)等诗篇，比较生动地揭露唐初府兵制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倾诉着诗人的不满和愤慨。如：

　　十六作夫役，二十充府兵。

　　碛里向西走，衣甲困须擎。

　　白日趁食地，每夜悉知更。

　　铁钵淹干饭，同伙共分争。

　　长头饥欲死，肚似破穷坑。 (卷五)

　　唐初的府兵制虽曾起到巩固封建国家的作用，开拓了唐帝国的疆域，与此同时也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因为府兵制规定了兵士须自备某些武器和粮饷，其家又“不免征徭”〔9〕，结果到无法负担时只好逃亡，

　　“何为抛宅去?良田不得已” (卷五)。这些血泪斑斑的诗句生动地反映了唐初社会生活的一面。

　　(二)反映佛教义理的诗

　　王梵志目睹了世态的种种丑恶，对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仇恨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想通过地狱、天堂的说教来规说人们修善修福，达到“但能求生路，同证四果身”(卷五)的境界。他对生时不行善，死后沉沦恶道的苦楚有生动的描写：

　　沉沦三恶道，负特愚痴鬼，

　　荒忙身卒死，即属伺命使，

　　反缚棒击走，先渡奈河水，

　　倒拽至厅前，枷棒遍身起，

　　死经一七日，刑名受罪鬼，

　　牛头铁叉杈，狱卒把刀掇，

　　碓捣硙磨身，复生还复死。 (卷一)

　　他认为立身行事之本是“恶事总须弃，善事莫相违” (卷四)，反之“平生不造福，死被恶道收” (卷二)，只能永远沉沦于地狱之中。

　　通过对地狱苦楚的描写，他主张“黠儿苦读经”， “专心贪三宝”，天堂、地狱只在一念之间，劝导人们“须如涅盘城，速离五浊地”。 (引文均见卷五)他在诗中写道：

　　“身如圈里羊，命报恰相当。羊即披毛走，人着好衣裳。” (卷一) “来生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识面”

　　(卷六)，他试图利用因果报应唤醒人们行善积福。恰如《我肉众生肉》 (卷六)：

　　我肉众生肉，形殊性不殊。

　　元同一性命，只是别形躯。

　　苦痛教他死，将来作己须。

　　莫教阎老断，自想意如何?

　　同样反映了因果报应，我的身体就是别人的身体，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不同而已，

　　“苦痛教他死，将来作己须”，杀生者来生成为被杀者，因果报应，谁也逃不脱阎王的裁断，因此今生定要多做善事，广种福田，才能保证来世的幸福。

　　当然王梵志诗中除了反映佛教轮回报应的劝化诗外，其中的勘破生死的禅悟诗也写得比较深刻。他在诗中写道： “气聚则成我，气散即成空”

　　(卷三)，一切事物来如尘起，去如风掠，来去匆匆，无影无形。“来如尘暂起，去如一地风”，一切无常。他在诗中写道：

　　雷发南山上，雨落北泽中。

　　雷警霹雳火，雨激咆哮风。

　　倏忽威灵歇，须臾势乃穷。

　　天地不能已，知汝身为空。 (卷三)

　　雷发由山， 雨发北洋， 电光霹雳，狂风怒吼，恰如威灵下界，们倏忽之后，其势乃穷，天地依然。这就是说万物变幻不居，来上无常，一切归空。又如：

　　身如大店家，命如一宿客。

　　忽起向前去，本不是我宅。

　　吾宅在荒丘，园林出松柏。

　　邻接千家冢，故路来长陌。 (卷二)

　　身体就像一个大的客店，而性命无非是宿于客店之中的客人。当这个客人离店远去，蓦然回首，客店原本非我家，我家在松柏横牛、荒草蓬蓬的千家冢内。这分明表现出诗人的切实感受，外境为空，主体也是空。

　　既然作为主体的“我”也是不实在的，那么人生就不必太执着，如：

　　我本野外夫，不能恒礼则。

　　为性重任真，吃着随所得。

　　既与万物齐，方中守静默。

　　一身逢太平，五内无六贼。 (附卷·禅诗)

　　我本村野之人，任性而行，于礼法规范不守，以平常之心处世，顺应自然，六贼无踪，一生太平。后来的禅宗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人生态度。洪州马祖道一禅师就提出了影响甚大的“平常心是道”的开悟后的境界。”〔10〕无门慧开将“平常心是道”解释为“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1〕由此可见，王梵志诗中的这部分诗歌对后世禅宗的精神是有影响的，它要人们顺应自然，以“平常心”来处世。

　　通过以上对王梵志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梵志诗不仅思想内容上有可取之处，就艺术形式而言，它还继承和发展了通俗诗的优良传统，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开创唐代诗歌别具一格的通俗诗派。王梵志诗主要艺术特征是丰富的民间性，其中每首诗都长短不拘，文白夹杂，只押一个韵脚。有时也引用五言古体形式，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崭新的五言通俗诗出现的。其特点是口语俚词，俗谚方言皆可入诗，既明白如话，往往又出乎意料，创造出惊世骇俗，奇崛跌宕的诗歌风格，于乖巧的调谑中表现出深远的意旨，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王梵志诗总体上是“怪而畅达，通俗易懂：怪而蕴藉，素朴无华：言近旨远，发人深省：质直清新，淡而有味。”〔12〕正如其诗中写道：“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不论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纸’书屏风，客来即与读。空饭手捻盐，亦胜没酒肉。”

　　(卷六)这虽然有点自吹自擂，恰也道出了它的民间性。

　　王梵志诗既把通俗的语言、自由的章法引入诗歌，在一些诗篇中又善于运用讥刺嘲讽的艺术手法。在嘻笑怒骂中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无情地鞭挞和谴责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通过深沉的戏谑，试图唤醒人们弃恶从善之心。如其诗写道：“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卷六)又如“世无百年人，强作千年调。打铁作门限，鬼见拍手笑” (卷六)。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单纯调笑的格调，表现出深沉悲愤和浓郁蕴藉的思想感情。

　　就表现形式而言，王梵志诗还能从生活中选取贴切形象的比喻，利用设想奇巧的对比，丰富和开扩诗的艺术境界，进一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诗人在描写人生无常时，以傀儡戏的故事人物郭郎比喻人生，颇为生动形象，

　　“造化成为我，如人弄郭郎”(卷三)， “魂魄似绳子，形骸若柳木”，“绳子若断去，即是干柳朴”。 (卷三)

　　正因为王梵志诗在思想内容上有诸多可取之处，其诗作的艺术特征、表现手法亦有鲜明之处，因此受到了当时及后世的欢迎。

　　二

　　王梵志诗是初唐诗坛通俗诗派的代表，唐宋时期深得僧俗人士的欢迎。早在大历六年(公元771年)，敦煌就有传抄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的写本。””

　　著名诗人自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诗歌应反映人民的疾苦，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14〕的社会作用。这与《王梵志诗集原序》所云：

　　“直言时事，不浪虚谈”强调诗歌与现实密切关系不正有共通之处吗?至于白居易诗歌妇孺能解，通俗易懂，平易近人，力避典雅的书面语，而用口头语或俗语穿插其间，与王梵志诗的口语化特征相一致。因此，有人认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也存在着采用民间口头语言，尝试作自由率直表现的一派。这种风气，由初唐王梵志，中唐顾况的提倡，并在元白的元和体中得到了发展。”〔15〕有人进而指出：“元白倡导振兴起来的平易诗风，也不是突然兴起的，因为有其出色的先辈，作为先辈的王梵志的名字，唐宋时还有人知道。”〔16〕可见，王梵志诗和元白倡导的新乐府诗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直到宋代，还有人模仿王梵志诗，如《说郛》卷七十三记载黄庭坚和苏轼谈“放生”问题时，作颂曰：

　　“我肉众生肉，名殊体不殊。元同一种性，只是别形躯。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须。莫叫阎老断，自揣看何如。”〔17〕这首五言诗不仅模仿王梵志诗的表现手法，有些地方还直接袭用原文。宋代很有影响的江西诗派在运用通俗口语方面，要求很严，“每下一俗间言语”也要“无一字无来处”。如陈师道诗云：

　　“一生也作千年调，两脚犹须万里回”〔18〕则直接受到王梵志诗中的“千年调”句的影响。及至范成大，更为巧妙的点化王梵志诗中的“千年调”、“铁门限”和“土馒头”的诗句，写下“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铁馒头”””的名句，这两句诗后来又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论述“槛外之人”〔20〕时被称引。

　　概如上述，作为一种口传文学，在一段时间里为众多无名诗人的集体创作，并发挥其最大的艺术感染作用于流播过程之中的王梵志诗，无论是诗歌内容、艺术特征还是表现手法都有可取之处，且对唐宋诸作家有着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唐]冯翊： 《桂苑丛谈》。转引自陈允言： 《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8页。

　　[2]陈允吉： 《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 《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3]入矢义高： 《论王梵志》 (节译)，见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 中华书局，1983年，第267—273页。

　　[4]戴密微： 《汉学论着选》 (节译)，见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 中华书局，1983年，第298页。

　　[5]傅璇琮等： 《中国诗学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161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7]华世鑫： 《王梵志及其诗》，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61页。

　　[8]拙文所引诗篇均出自张锡厚之《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引文均表明卷次。

　　[9)[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25页。

　　110]吴言生： 《禅宗诗歌境界》， 中华书局，2001年，第307页。

　　[11)吴言生： 《禅宗诗歌境界》，中华书局，2001年，第308页。

　　[12]张锡厚： 《王梵志诗校辑·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13]徐俊波： 《王梵志生活年代考》， 《敦煌研究》，2001年第4期，第151页。

　　[14]《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与元九书》。

　　[15]内田泉之助： 《唐诗的解说与鉴赏》，《王梵志诗校辑·前言》， 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16]石田干之助编： 《隋唐盛世》， 《王梵志诗校辑·前言》，中华书局，1983年，第231页。

　　[17)[明]陶宗仪： 《说郛》卷七十三。

　　[18]《后山居士诗集》卷二《卧病绝句》。

　　[19]《石湖居士诗集》卷二十八《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

　　[20]曹雪芹： 《红楼梦》，岳麓书社，1987年．第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