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　莲

　　1、参礼红螺

　　古丛林制度，有“夏学冬参”之说。即是在结夏安居期间，出家释子应不外出游方而闭户专精于研习教典，一般是从夏历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为“三月结夏，九旬安居”也。

　　又从夏历十月十五日至腊月廿五日，此三月为真参实修之期。净宗道场，打念佛七；禅宗道场，打禅七。故有“八月十五日进堂，九月十五日加香，十月十五日打七”之说。这段时间内，出家释子亦不大外出游学，为一心精进、成就道业故。

　　一般来说，在“结夏安居”期间，或三冬精进期间，寺院常住是不进单留人的，对过往客僧只挂搭三天，以备休憩换洗衣服而已。所以，大凡出外参学拟往别处寻师共住者，一般大多是在春、秋二季。因为这两季，天气不是太热、或太冷，正好适合行脚；并且寺院亦只在春、秋两季常住进单留人。亦颇符合“春观百花开，秋看落叶黄”的缘起观，有利于真心参访者陶然物外，甚至有个悟处。

　　从时间上来说，春季的游方期限是，从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共为二个月；秋季的游方时间是，从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亦为二个月。在印度多雨的国家，其中这四个月是属于旱季，便于头陀行者游方，故在《梵网戒经》中将此四个月规定为头陀行者的苦行精进期。在中国，则此四个月为十方衲子远从千里，风尘仆仆，登山涉水的云游参访期。

　　据《印光大师行业记》云：

　　“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

　　又大师在《文钞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七》中，因谈及自己当年在终南山调教一幼僧的事，大师以自己亲身经历之事实劝戒居士，以取悦诚服，故将事情经历与具体时间一并道出，足见大师的记忆超人。如书中有：

　　“此光绪十二年(在春天)事。 (至八月十五日，光下山上北京红螺山，从此未返长安，已卅三年矣!)”云云。

　　如上之史料，则可以确定大师于光绪十二年岁次丙戌夏历八月十五日，向常住告假，辞别剃度恩师，发足前往北京红螺山资福寺挂搭参学。师自光绪九年双溪戒满后返回终南，至此已是住了整整四个年头；既“三冬四夏”己满，便可前往他方参学。

　　大师自八月十五日从关中起程，至十月初方到北京红螺山，途次奔波长达一月有余日，其个中之劳累、辛酸滋味不问自知矣!试问，大师为何不畏路途之劳累而至千里之遥的红螺山去参学呢?原因是大师自出家以来，就楷定了自己的修行法门，誓愿决志终身以净土法门为依怙，以信愿持佛名号、往生西方为自己末后一着。大师之所以参礼红螺山道场，就是因为资福寺是清际著名禅宿彻悟祖师所创建的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当时彻祖虽西逝，但其道范与遗风尚犹确保留存。印光大师就是为了沐浴彻祖的遗范道化，聆听彻祖的往昔謦欬．继承彻祖的嘉言懿德，使“昔日善导高风，复见今日”也。正基于此，年仅廿六岁的印光大师，便毅然决然地辞别了自己的剃度恩师的怀抱与爱护，发参礼红螺山道场之大心，并不畏惧长途跋涉之累而亲到宝山，其登山涉水之精神与慕道之殷切真心，实在是令人无限的景仰啊！

　　2、北朝五台

　　大师是光绪十二年夏历十月初到北京红螺山资福寺的，初到就进堂念佛，因为那时的寺院一般是从十月十五日就开始正式打七了，直到腊月廿五日后堂中才解七放香，准备过年。大师打完佛七，则留常住过年。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告假朝拜山西北五台山，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

　　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又云： “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特别是大师在《文钞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七》中云：

　　“此光绪十二年(在春天)事(至八月十五，光下山上北京红螺山，从此未返长安，已卅八年矣)。”

　　既然大师在红螺山进堂参加冬季佛七，这势必要等到佛七结束才能擅自行动。因为那时堂里规矩甚严，凡是进堂念佛者在佛七期间是没有擅自离开的自由与权利。而冬季的十个念佛七要整整七十天时间，一般是到腊月廿五日后方解七。佛七完毕，已经是岁暮年残之际，常住势必要留师过年，这是出于佛教的慈悲与礼节。所以，就根据这几段文字，可以推论大师是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告假，暂离红螺山而朝拜北五台山的。估计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三·大师复陈伯达书一》所云：

　　“光，光绪十二年朝五台”之语出于大师记忆之错，或是他人传抄之误笔。即文殊菩萨应化道场之清凉胜境。

　　据《文钞三编卷三·大师复陈伯达书一》云： “光，光绪十二年朝五台。先在北京琉璃厂遍求《清凉山志》，只得一部， 日常看之。以天冷，至三月初，方到山。”

　　大师又在《文钞续编卷下·重修清凉山志序》中云：

　　“忆昔光绪十三年，在红螺山，告假朝五台(即清凉之别名)。欲请《清凉山志》，至京理璃厂，遍问各旧书店，只得一部，因而购之。今为排印流通，俾后来易得，而释已遗憾，何幸如之。”

　　这些文字记载，皆出大师书信中，但在朝拜北五台山的时间上稍有出入。但《印光大师行业记》云：

　　“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 入堂念佛， 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又云：

　　“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特别是大师在《文钞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七》中云：

　　“此光绪十二年(在春天)事(至八月十五，光下山上北京红螺山，从此未返长安，已卅八年矣)。”

　　既然大师在红螺山进堂参加冬季佛七，这势必要等到佛七结束才能擅自行动。因为那时堂里规矩甚严，凡是进堂念佛者在佛七期间是没有擅自离开的自由与权利。而冬季的十个念佛七要整整七十天时间，一般是到腊月廿五日后方解七。佛七完毕，已经是岁暮年残之际，常住势必要留师过年，这是出于佛教的慈悲与礼节。所以，就根据这几段文字，可以推论大师是于光绪十三年正月告假，暂离红螺山而朝拜北五台山的。估计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三·大师复陈伯达书一》所云：

　　“光，光绪十二年朝五台”之语出于大师记忆之错，或是他人传抄之误笔。

　　凡是去过山西五台山的人都知道，那里高山耸拥，叠翠环抱，四季清凉。如北台顶，即便是在六月三伏天日亦常飞雪。想必大师正月告假离开红螺山，之所以没急着即刻到五台山是因为冰雪封锁山道而未开通故。所以，就在北京各处挂搭，并先求得《清凉山志》一部，至三月方抵五台山。

　　一路上历经艰苦，备受辛酸，饥寒交迫，可想而知。这次朝拜五台，大师在山中只住了四十余天就返回北京红螺山了。通过朝山，大师深深地感慨到了世人的不务实修之过咎。在《文钞三编·复陈伯达书一》中说：

　　“住山四十余日，见来朝山者，多说见文殊菩萨，实少真行持者。固知朝山者说见，皆附和古人之迹以自夸耳!使其果见，其人必与随流打混者金鍮各别。否则，文殊便不自重而轻以现身。所为何事?理即佛，即一切众生是，非指背尘合觉而言；若背尘合觉，则便属名字矣。”

　　大师一生弘扬佛法皆从平实处来，故在文字中从未透露自己这次朝拜五台的丝毫不可思议处，意谓跟他人一样，平平常常。但这正反映大师的非同平常，之所以秘密保守是为了“不泄如来密因”故，以免招人讥嫌造谣故，以杜后人模仿弄虚故。

　　大师为报答文殊菩萨“救苦情殷，度生念切”之恩故，他在《重修清凉山志序》中说：“文殊菩萨：道证一真，德超十地；入三德之秘藏，居常住之寂光。但以救苦情殷，度生念切，故复不违寂光，现身尘刹，种种方便，度脱众生。其为七佛师、作菩萨母，犹属迹门之事；若论本地，则非佛莫知。虽尽尘刹界，无非所住，而障重之凡夫，何由识其妙用，瞻其法范乎哉。以故不得不为初机，设一应化之地，俾有所趣向，而种出世之善根。故从昔以来，与万菩萨，常住清凉宝山，演说一实之道，兼示不思议种种神化。令善根成熟者，即证真常；未成熟者，因兹增长。”足见大师深体菩萨之心也。

　　民国廿一年，因江西许止净居士之恳请，大师则以七十二岁之高龄开始搜集史料，遍查三藏，重新增补修订《清凉山志》，至民国廿二年作序刊版流通。又因“华严岭僧潜栖师，祈作一赞，以备念诵之仪”故，大师乃作赞曰：

　　文殊菩萨德难量，久成龙种上法王。

　　因怜众生迷自性，特辅释迦振玄纲。

　　为七佛师体莫测，作菩萨母用无方。

　　常住寂光应众感，万川一月影咸彰。

　　(注：龙种上佛，系文殊过去劫中成佛之名，出《首楞严三昧经》。龙种上尊王，另是一佛，不可误引。)

　　3、资福任职

　　从时间上推算，大师在五台山共住四十余日，就急急返回了北京红螺山。这一住就整整住到“三冬四夏”满，直到光绪十六年时才移锡于北京龙泉寺。

　　大师的出家是真为生死，一心向道的，并非一般之悠悠泛泛者。朝拜北五台，是为了磨砺心志，增强道念；返回红螺山，是为了栖心念佛，沐浴彻祖宗风。由是自住红螺山资福寺以来，一切悉听常住安排，不存半点己意，任劳任怨。据《行业记》可知，大师历任上客堂“香灯”、

　　“寮元”等职。

　　古人在寺任职，是发心为常住做事，为客僧服务，为自己培植福报的，须尽心尽职，并非是为了炫耀自己而谋个一官半职的。所以，每逢春、秋二季，其执事人员都会随时调整的。大师任“香灯”，则须早起于晨钟前，晚睡于暮鼓后。任“寮元”，则须为来客比丘安单，如开房间、排床铺、背行李、打洗脚水等。

　　据《言行录》可知，大师在红螺山曾任藏主，由是遂得“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矣。

　　大师在山中，与众共住将近四年。除为常住做事外，其余时间主要是以念佛为主，兼研教理，可谓是学修并重也。以学导修，以修证解。解行并进是大师一贯的作风，并常以此劝人，半日学行，半日学解。如《文钞增广·复戚智周居士书二》云：

　　“汝于净土修法尚未了了， 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半日学行，半日学解，必期于彻头彻尾了无疑惑而后已。”

　　师住红螺山的四载中，亲谒彻悟祖师当年遗风，于彻祖遗教，刻骨铭心。故持诵彻祖语录，老而不辍。终生以“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具足信愿，持佛名号”之卜六字箴言开示后人。

　　大师之所以如此尊崇彻祖，其原因如

　　《言行录》中所言：

　　“盖彻祖以禅宗大德而废参念佛，将半生开示禅人宗乘语，尽付一炬，大人作略，迥出常情。其语录发挥净土奥义，精切透辟。”故印光大师“终身服膺”，乃至后来增修《净土十要》，遂以《彻祖语录》附后。彻悟大师(公元1741—1810年)，净土宗第十二代祖师，清代著名高僧。讳际醒，字彻悟，一字讷堂，又号梦东，京东丰润县人(今河北省丰润县境内)。俗姓马，父讳万璋，母高氏。大师幼时聪慧颖异，长而喜好读书，儒家典籍，四书五经，靡不遍览；兼善作诗赋词，甚为世人所崇。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二十二岁时，因大病而感悟幻质非坚，世事无常，由此而立出世志。待病痊愈，遂即往投房山县三圣庵荣池老和尚披剃出家。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已经年届花甲的彻悟大师退隐红螺山资福寺，由于大师弘传得力，红螺山资福寺遂成为当代净宗之十方专修道场。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时告知大众曰：

　　“我昨日已经见到文殊、观音、势至三大士，今日又蒙佛亲自垂手接引，我今日决定往生了。”众人称佛名号，更励更响，大师面西端坐，合掌说：“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于是，手结弥陀印，安祥而逝。

　　印光大师深契祖心，因仰慕彻祖之道德与遗范，后来把彻悟祖师推尊为净土宗第十二位祖师，天下知识拍手称赞。并作六句偈赞云：

　　遍通经史，冀为世导。

　　一病方知不可靠，研穷各宗奥。

　　均难证到，专主净土教。

　　作诗偈云：

　　示众法语利益多，念佛伽陀悉包罗。全真成妄只此心，全妄成真亦非佗。

　　不变随缘宜随净，随缘不变莫随讹。人若依此义修持，光寿当同阿弥陀。

　　又作像赞云：

　　儒门之俊杰，佛家之魁雄，禅窟之巨狮，教诲之龙神。

　　研习慈贤而弘台教，住持禅刹而扇莲风。

　　只期契理契机，不计门庭异同。

　　发明作佛是佛之义，揭破执理废事之蒙。

　　当此邪说横流之恶世，微公则何所适从!

　　足见印光大师对彻祖遗教继承之切也，真是惟有祖师与祖师方堪为志同道合者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