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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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与梁代三大士

继平

  梁武帝萧衍(464-549)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年轻的梁武帝是一个文武全才、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人。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在南齐武帝永明年间,他经常在当时的文化中心,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出入,与沈约等人合称“竟陵八友”,在这期间,他发表了很多诗作。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在南朝诸皇帝中,他在位四十八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执政前期曾创造了良好的业绩。

  梁武帝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最为崇信佛教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大力支持佛教事业的发展,并曾四次舍身同泰寺,都由大臣出巨资将他赎回。梁武帝在位期间还潜心钻研佛法,提出了许多佛教主张,他以帝王的影响登座说法,弘扬佛法,在信徒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梁武帝还与当时许多高僧大德都有往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典故。下面就简要介绍梁武帝与达摩、宝志禅师、傅大士梁代三大士之间往来的故事。

  一、梁武帝与达摩大师

  与梁武帝往来的第一位高僧是达摩大师。达摩大师为禅宗第二十八祖,秉承先师般若多罗尊者的遗命,欲将正法眼藏和衣钵传到中国以绍隆佛种,普利众生。受命之后,达摩即自东渡,先到中国南海。梁武帝得知后非常敬仰,派人到南海专程将他接到金陵。达摩大师到金陵初见梁武帝。帝问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答:“实无功德”。梁武帝出乎意外,吃惊地问道:“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达摩回答说:“这些无非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功德呢?”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曰:“廓然无圣!”帝继问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契,达摩遂辞行。帝后举问宝志禅师,志公曰:“陛下还识此人否?”帝曰:“不识”。志公曰:“此是观音大士,传佛心印。”帝悔,遂发兵马去追请。宝志禅师说,陛下就是发动全国人去请,大师也不回来了。达摩大师刚走到江边,回头一看,后面有许多兵马追赶而来,大师随手折了一支芦苇,掷在江上,脚踏芦苇渡江而去。

  达摩后北上到了洛阳,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得神光僧,为法忘身,以大勇猛,断臂求法。达摩嘉许其志,知为法器,将神光的名字改为慧可。有天,慧可问道:“诸佛法印,可得闻乎?”师道:“诸佛法印,非从人得。”慧可禅师听了感到茫然,便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答:“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沉吟好久,答道:“觅心了不可得。”师道:“我与汝安心竟。”慧可当即豁然大悟,心怀踊跃。慧可留在祖师身边九年以锤炼心性,终彻悟心源,做了禅宗二祖。

  二、梁武帝与宝志禅师

  与梁武帝关系比较密切的第二位禅师是宝志禅师。宝志禅师(418-514)生于东晋末年,历宋、齐、梁朝,为当时著名的佛门人物。宝志俗姓朱。据《宝华山志》载:一日,当地妇女朱氏“闻古木鹰巢中儿啼,梯树得之,举为子。面方,莹澈如镜,手足皆鸟爪。”据此看来,宝志似乎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不然,梁人陆陲在《志法师墓志铭》的开头即写道:“法师自说姓朱,名宝志。其生缘桑梓,莫能知之”。宝志的父母怕宝志因“手足皆鸟爪”而日后难象正常人一样生活,在他七岁时,就送他到南京道林寺,随法俭和尚出了家,“修习禅观,坐必逾旬”。

  宝志曾虔诚地敲了四五十年的木鱼,时人也“未知其异”。在刘宋泰始初年,宝志禅师的行迹忽然僻异,居无定所,饮食也无定时,经常长发赤足,手执锡杖,上挂剪刀、拂扇、镜子等物,游行于街头巷尾间,招摇过市,说出的话来也多如谶语,令人莫测。当时朝野皆以他有“灵迹”。

  齐建元年间,宝志禅师屡现神迹,几天不进食,也不觉得饥饿;又常讲一些他人不能理解的话,但事后发现他所说的话都一一应验了,所以江东一带的官员、百姓都很尊崇他。可是齐武帝却认为宝志禅师妖言惑众,于是将他囚禁在建康(南京)牢狱之中。神奇的是,第二天,人们仍旧见到他在街市上游走,“身分三处宿”,前往探监时,却又看见他的确是在牢狱中。人见其能,使齐武帝惊异万端。

  宝志在坐牢期间,还曾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既而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送食饷志,果如其言。齐武帝获悉此事后,只当宝志真的有“灵异”,不得不释放他。

  萧衍灭齐,当上梁武帝后,宝志已经很有名气了,梁武帝对宝志十分崇敬,处处自称是他的弟子。梁武帝博学能文,骑射、乐律、书法、无不精妙。不过,更精妙的是梁武帝与佛教的关系,他是十分虔诚的佛教徒,曾大建寺院,并先后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今南京鸡鸣寺)去当和尚,害得群臣不得不用巨款屡屡地将他“赎”出来。

  梁武帝曾诏敕尊宝志为大师,文曰:“志公迹钧尘垢,神游冥漠。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无上谭其隐论,则道行高者,岂得以俗士凡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致如此1自今以后,随意出入,勿得复禁”;“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宝志禅师,从此悠然自在,游化世间。

  梁武帝信佛虔诚,然而夫人郗氏却是生性忌妒,不信佛法。某日,郗氏准备了许多肉包子,请宝志禅师及其弟子们前来应供,心想:“和尚们若吃了肉包子,便是犯戒;若拒绝不吃,便是违逆后旨。”想要陷僧众于两难之中。宝志禅师早已知晓郗氏心怀不轨,在临行前,要众僧将海青广袖的袖口缝合,袖筒中暗藏馒头。当入宫应供时,一手把包子放进空袖筒内,一手取出馒头来吃,终使郗氏的诡计无法得逞。

  梁武帝曾经藉由志公禅师的神通力,见到地狱众生的种种苦相,志公告诉他,钟声可使地狱众生暂免受苦。武帝于是下诏天下寺院,击钟之时,要舒缓其声。又梁武帝在即位之初,采用严刑来治理国政,志公透过神通力,让梁武帝亲眼见到先王在地下受苦的怵目惊心惨状,终于废除锥刀之刑。他以佛教的力量影响君王,令行仁政,以发扬佛教慈悲的宗旨。

  梁武帝对宝志禅师十分尊崇,遇到问题时经常向他请教。《梁皇仟》就是梁武帝按照宝志禅师的指点辑录而成。根据《慈悲道场忏法》所载,梁武帝夫人郗氏亡后数月,武帝时常念之,白天闷闷不乐,晚上辗转不寐。一日夜寝,听到外面有骚蹙之声。武帝视之,见一蟒蛇盘踞在殿上,圆睁双眼,张开大口,以向武帝。武帝大惊,无处逃生,迫不得已,便一跃而起,对蟒蛇说:“朕宫殿戒备森严,不是蛇类所居之处,你必是妖孽,想加害于我。”蟒蛇作人语对武帝说:“我是你死去的郗氏,我在世时生性嫉妒,每次发怒,则损物害人,由此死后投胎为蟒,无饮食可食,饥寒交迫,力不自胜。身上有许多虫啃食肌肉,如锥刀加身,苦不可言。我因时常感念帝王您平日对妾感情深厚,故敢于以蟒蛇之身向您陈述,希望您能救妾出离苦海。”

  梁武帝听后感慨万千,抬头再看蟒蛇时已经不见了踪影。武帝遂于次日大集沙门于宫殿,告之夜见之事,寻求救拔郗氏之方。他向高僧宝志禅师请教,宝志禅师向武帝建言,必须礼佛忏悔方可拔济郗氏之苦。武帝依其言,搜索佛经,录其名号,撰写悔文,共成十卷。皆采佛语,为郗氏忏礼超度。

  又一日,武帝闻宫室异香馥郁,良久,初不知所来,后武帝仰视,见一天人,仪容端庄,对武帝说:“我即是蟒蛇转世,蒙帝王您的功德,妾已投生忉利天。妾十分感念您的恩德,特来致谢。”天人说毕就消失了。武帝得知郗氏已因忏文超度得以超升,不禁龙颜大悦,遂在全国推广梁皇忏法,以使更多的苦海众生得以离苦得乐。

  宝志虽居无上高位,却始终不忘诱导梁武帝净心修习,向善归仁。梁武帝曾向宝志禅师请教除去“烦惑”的方法,宝志就让他一天十二个时辰都精心修习。梁武帝又问宝志,怎样才能静心修习?宝志则劝他“安乐禁”,也就是停止一切寻欢作乐的活动。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宝志让梁武帝找来几名死囚,并要死囚们各持一满杯水在宫庭之下转圈子,宝志还请乐工为死囚们演奏最优美的音乐,以打动他们的心。可是死囚们生怕水泼了出来会被处死,全都极其小心翼翼,根本没有谁听到了乐工为他们演奏的音乐。宝志就此指着死囚们教育梁武帝道:“他们时刻担心的是水泼出来要掉脑袋,怎么能听到乐工的音乐呢?陛下也是如此,若是心中常怀畏死之心,那么,寻求安逸享乐的念头自然就不会萌生了!”

  宝志对梁武帝说的这番话,既深入浅出,又语重心长,以一种善巧的方法帮助、教育了梁武帝。

  天监十三年,宝志无疾而终,时年97岁,“尸体香软,形貌熙悦”。据说他临终前,点燃了一支蜡烛交给旁人。梁武帝闻后长叹道:“大师不复,留以烛者,将以后事嘱(烛)我乎?”因此厚加殡送,葬于南京紫金山的独龙阜。“乃于墓侧建‘开善寺’,敕陆陲制墓志铭于冢内,王筠勒碑文于寺门,传其遗像,处处存焉。”

  三、梁武帝与傅大士

  傅大士是与梁武帝有多次往来的梁代大居士。傅大士(497-569)是齐梁之际著名大居士,又称“善慧大士”、“傅翕”,婺州义乌县(今浙江义乌)人。傅大士一生未曾出家,而以居士身份修行佛道。十六岁取刘氏女妙光为妻,生两子,一名普成,一名普建。傅大士年轻的时候,常去捕鱼,捕到鱼后,每次都要把装鱼的竹笼沉到水下,使这些鱼有自由离去的机会。他想鱼儿能游出的都游出去,留着不去的才算是因果所致。因此,人们讥笑他是愚人。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傅大士24岁。有一天,他在稽亭塘边捕鱼,来了一位头陀,名叫达摩,印度人,从高山而来,人们叫他嵩头陀。他指点傅翁,使他顿悟前缘,投身佛门。因问修道之地,嵩头陀指了指松山下双寿树说:“此可矣!”过后,傅大士就来此结庵修行,此后在此建造了双林寺。

  傅大士经过十年的修道和弘法,不仅掌握了深厚的佛教义理,而且在他身边还聚集了一批佛教信徒。当时,梁武帝在京城宣扬佛教,建康城内高僧云集。京城成为佛法中心,傅大士凭借当时的影响,也希望到京城参加弘法活动。但是朝野对傅大士很不理解,认为他是一个“白衣人”,有的看不起他,也有妒恨他的。不过他的弟子,如慧集、傅普愍等,都是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立下誓愿:“若大士道法不弘,各随苦行。”到了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正月二十八日;傅大士认为进京弘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写了一道奏折,遣弟子傅旺入都致书梁高祖武皇帝。奏文为:

  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意大士,白国主救世菩萨,今条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虚怀为本,不着为宗,无相为因,涅盘为果;其中善,以治身为本,治国为宗,天上人间,果报安乐;其下善,以护养众生,胜残去杀,吾令百姓俱禀六斋。

  同年(534)十二月十九日,傅大土第一次到达京都蒋山。他和梁武帝第一次接触,即谈得很投机。梁武帝还招待他吃饭,叫他住同泰寺,后徙钟山定林寺,并供给膳宿诸般费用。从此,“京洛名僧,学徒云聚,莫不提函负帙,问慧咨禅。”大士本人则“居明高松,卧依盘石,于四彻之中,恒流甘露;六旬之内,常雨天华。”大家都认为他是神仙下界。

  大同元年(535)正月,武帝幸华林园重云殿开法会,自讲三慧般若经。于时王侯满筵,公卿连席。皇帝专为傅大士独设一榻,以大士绝世通人,故加殊礼。不一会,皇帝来了,王公大臣都去迎接圣驾,只有傅大士一人坐着不动。

  傅大士不臣天子、不友诸候,非但没有引起梁武帝的不满,反而更受尊敬。这次讲席既散,皇帝赐之水火珠一枚,直径达一寸多,珠圆明洞澈。皇帝体察大士住在山里水火难至,故以此珠赐之,取水火于日月之意。

  有一次,梁武帝请傅大士讲《金刚经》,才升座,大士抚尺挥案,一敲便下座。皇帝给他弄呆了。在旁边的志公问梁武帝“会么?”帝曰:“不会。”志公就宣布:“大士讲经已经完毕。”再请讲,大士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颂便去。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还为此写了傅大士赞:“善慧执板,南泉作舞,借我们槌,为君打鼓。”

  大同五年(539),傅大士第二次进京。这一次,傅大士在京师住了一年,受到梁武帝的优厚礼遇。大同六年(540),大士辞帝东归。

  数后月,傅大士以功德事,重新到京都建康。这是傅大士最后一次赴京,同前两次一样,他受到了梁武帝的热情接待。傅大士三次到京师,结交了梁武帝,并在京弘法所度道俗不可胜计。使他成为当时佛教中的著名人士,成为千佛中的一佛,成为维摩禅的祖师。

  从梁武帝与梁代三大士的交往可以看出,梁武帝作为一个佛教信徒,从当初贪图功德的帝王,逐渐变为谦恭礼遇高僧大德的护法。这是由于他对佛教研究的深入和信仰的虔诚,又加之高僧大德潜移默化的影响,引发了他人生态度的改变。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崇信佛法,尊重高僧,护持佛教的帝王。

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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