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莲

　　第三部分

　　4、征服狂禅

　　在“p光法师文钞·增广卷二》之论著中，将《净土决疑论》置于首篇。这篇大论是当时印光在红螺山时，与一位上座狂禅者的一番激烈辩论，针对于禅、净定义、有无，及其修证等事而展开论述的。言辞精湛、逻辑严厉、说理透辟，道出了大师对佛法的悉心精研，对禅与净土的独到见解。最初这篇论著被徐蔚如居士刊登于《上海佛学丛报》，惊起了教内、外人士的青睐与叹服。

　　大师住红螺山，究竟何时任“藏主”之职，已无从得知。但以此因缘，则在随众念佛之余闲，得以翻阅大藏经，探悉佛海。就从大师与一上座狂禅之辩论的言辞中，可以窥见大师之佛学水准非同常人。最起码《华严经》、《法华经》、《毗婆沙论》、《起信论》，及有关禅宗、净土诸经论等，悉皆遍阅。否则，难以一一驳倒上座之诘难，发挥“《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司南”的净土法门呢!

　　为弄明当时辩论的具体情况，印光是如何征服这一上座狂禅者的?大师当时的辩论言辞记录在印光大师著《净土决疑论》里。

　　5、龙泉行堂

　　光绪十六年，大师时年三十，可谓是而立之年的人了。是年，大师住山又满“三冬四夏”，便向常住告假离开红螺山，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充当苦役，磨砺心志，长养圣胎。如《行业记》云：“年三十(光绪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言行录》亦云：“光绪十六年，师年三十，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

　　所谓的“行堂”，是指斋堂中，负责照顾大众用斋的人员称为“行堂”。每日清晨、中午、傍晚三时，所有的菜饭、水果等都要准备就绪。在大众用斋时，将大寮精心准备的斋食，迅速且适时地置于斋堂供众，从跑菜、添加汤饭与水果，到斋后的收拾与清洁工作，时时都要眼捷手快、临机应变。是寺院里的苦役行之一，须有道心者才能胜任。

　　佛陀初成道时，于鹿野苑三转四谛法轮度化五比丘，其意旨在于“知苦断集，慕灭修道”也。而大师离开红螺山，至龙泉行堂，其目的可想而知，无非是以苦为师，增进道念。

　　或许今人对古人之如此举措，有点难以接受。关于大师行苦行的事，《言行录》中作如是评价，“古昔名德，每于悟彻之后，陆沉贱役，潜修密证，自远于名闻利养之地，所以折服习气，长养圣胎。故沩山充典座，雪峰作饭头，皆为长养圣功，立证道果之本。师以文士出家，毅然苦行，其难能可贵，更可见已。”

　　这段评价甚到位，那印光大师当年是否真的彻悟?关于这点，大师是很谨慎自己平日的一言一行的，生怕后人因此而招摇造非，始终没有露出半点破绽来，后人无从探悉。但可以肯定，大师离开红螺山至龙泉寺充当“行堂“苦役，辞去自己当年的“寮元”、“藏主”之职，其发心是诚恳的，是出自为众服务、为自己培植福报而为行堂的。对大师来说，行六度万行乃自己本分事，既然出家为释子，就应能行人所不行，忍人所不能忍，故大师能反躬自省，检点自己的行为与道念。

　　大师是净土行者，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藕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从《净土决疑论》中，可以看出大师的确如是也。

　　特别是大师当年在红螺山时，对一上座提出的“六祖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赵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闻。’又云：‘老僧念佛一声，漱口三日’”等语的破释，可以证知大师是“密护诸宗，力弘净土”之人。

　　《净土决疑论》有“净土事者，是大因缘；净土理者；是秘密藏。汝能信受奉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之言，这便可以充分肯定印祖当时已具佛之知见矣!

　　大师的“龙泉行堂”，是有其深远意义的，足堪为后世行人之榜样，欲体验佛法之真味，须以苦为师。在大众日用寻常中，悉心体会，脚踏实际，自能有个落处。

　　6、行脚东北

　　光绪十六年冬，大师离开龙泉寺向东北方面行脚，开始了“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直至“白山黑水”间，即长白山与黑龙江之边驿。次岁返都，住圆光寺。

　　“赵州八十始行脚，只为心头未悄然。”想必印光大师的此次行脚，亦复如是吧!古人长途跋涉，干辛万苦，游历名山胜境，并非是为了观山游水，而是遍参知识，广博眼界，以求得心灵的安慰与精神的解脱。

　　到底行脚有什么好处?一者，磨砺精志，增强锐气，培植道念；二者，遍参知识，请求开示；三者，广博见闻，于烟霞泊处，山水中间，求得个落处。苏东坡作偈云：“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净法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五柳有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王维说：“行至山穷处，坐看云起时。”足见古人于自己的游历中，通过细心的观察与体会，皆有非同常人的感悟。

　　不过，印光大师在晚年也曾劝止高鹤年居士远朝鸡足山说：“闻欲往鸡足，窃谓不须远去。但取可安身处，随缘念佛即已。鸡足之行，若在海道，则颇费钱财；若在陆道，则苦不堪言。何如‘倒却门前刹竿’，随时随处与迦叶尊者晤对之为愈乎!‘惜有限之精神，办末后之事业’，其老年人之第一要紧着子也。(见《增广》附录徐文爵跋语，第四册卷四。)”

　　关于印光大师三十岁时的这次行脚，勿须庸言。则引谛闲法师与印光大师之《高鹤年居士名山游访记序》如下，则一目了然矣!

　　印光大师作序云：

　　“人之智识，非学问阅历莫由开通。而天下名山圣道场地，最足以感发人希圣希贤之志。其有关于立身、修业、成德、达才也，大矣!故古今负己立立人、自利利他之热心者，每不以跋涉为劳。以期凡所见境，凡所悟入，皆资益于吾身心，开发乎智识也。

　　古之周遍游历者，有千岁宝掌和尚，中天竺人。在天竺约五百年，于汉未来此方。历三国、两晋、宋、齐、梁、陈、隋，至唐高宗显庆二年，三千七十二岁方始入灭。以故凡南北名山圣道场地，无不亲历其地而住止焉。

　　至明末时，紫柏尊者亦复遍历名山，以日行三百馀里。虽无宝掌之寿，其所游历，可与宝掌相齐。近世缁素中唯高鹤年居士，游历最为广远。凡四大名山，五岳、终南、天台、雁荡、罗浮、鸡足、武当、云居、庐岳、黄山，或一至者，或二三至者。凡所经过之土地人情，与夫古迹胜境，及道场寺宇，并高僧名士，所有事迹，根据语言问答，各皆备载。一可以慰不能行脚者，无由得知圣道场地之胜迹遗憾；一可以作初机学人寻师访友之一大方针。以故民国元年，《佛学丛报》曾录之，以饷同志。今者王一亭、许止净、聂云台、狄楚青、简玉阶诸居士，又欲特作一册，俾阅者备观其全，亦未始非入佛海之前导也。”

　　谛闲大师作序云：

　　“古之大德高人，痛念身世靡常，未明己躬大事，为之割爱弃荣，涉海登山，寻师择友，参求善知识于苦空寂寞之滨。决择死生，发明向上。每每于明眼人前扬眉吐气，或于棒喝之下，忽觉身心脱落，如寒灰发焰，暗室顿明；将无量劫来生死情根，一时拔出，当下犹断索师子，跳踯纵横，自在游行，无纤毫系绊，所以称为‘大力丈夫’。此吾出家人发足参方之行径也。

　　悲夫!去圣既遥，人心非古，此道寥寥。近代以来，虽行脚者不无其人，较之古人，奚啻霄壤，得三昧者曾几人乎!觅其如鹤年居士者，亦不多见。高君夙植灵根，英年立志，痛念生死，绝欲舍家。国内名山，无处不历，广求知识，无一不参。具善财知见，举目而皆入法门；游华藏山河，到处而无非宝所。三十年如一日。近闻息影东海劳山，其静无双，其乐无喻。此种三昧，海上诸居士不肯让高君独得，要与天下人共之。”

　　印光与谛闲，乃真莲友也，其志向与行持皆超乎常人，其知见与思想不谋而合。观二师如上之文，确有相通处。行人从二师之文中，自能领略出古人之所以积年行脚的可贵处，亦能读出印光大师当年行脚“白山黑水”间的心声与旋律来。

　　据《印光大师言行录》可知，大师于光绪十七年(1891)岁次辛卯，由东北行脚返回北京，挂搭于圆广寺，时年三十一岁。就在这时，大师惊闻剃度恩师道纯和尚圆寂。

　　其道纯和尚圆寂之确切月日，已无从考证。大师在《文钞三编复邵慧圆居士书二》中说：“近世俗僧多多以钱财用之于结交徒众俗家，光一生不愿结交，不收徒弟，不住持寺庙。自光绪十九年到普陀，作一吃饭之闲僧。(三十余年，耒任一职，只随众吃一饭。)‘印光’二字，绝不书之于为人代劳之纸，故二十余年很安乐。后因高鹤年绐去数篇零稿，登《佛学丛报》，尚不用‘印光’之名。至民三、五年后，被徐蔚如周孟由打听着，遂私为征搜，于京排印文钞。(民国七年)从此日见函札，直是专为人忙矣。遂至有谬听人言，求皈依者，亦不过随从彼之信心而已。富者光亦不求彼出功德，贫者光又何能大为周济乎?光绪十二年进京，吾师亦无一文见赐。后以道业无进，故不敢奉书。至十七年圆寂，而诸师兄弟各行其志。故四十年来，于所出家之同门，无一宇之信，与一文钱之物见寄。”

　　这封书信，大概是邵居士因印书求大师出钱赞助，故大师语重心长地道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开首云：“手书备悉。昨明道师往申，令汇汝一百六十元，以了汝事。汝虽与光相识多年，究不知光为何如人，今故不得不与汝略说之。”

　　又云：“汝人颇聪明，然亦有不以己心度他人之心之蔽。在己分则知其艰难，在人分则谓其容易。不知光比汝尚为苦恼，以后祈汝自量己力以做事。若再令光代出钱财，则万难如命以偿。何以故，光不止识汝一人，亦不止汝一人有求于光也。倘止汝一人，数年来用三五百元，亦不甚要紧。又有此处灾赈，彼处善举，又将何以应之。即如印书一事，亦不能任意令寄。彼原有章程，想已看过。若随人意要者即寄，虽有数十万家当，亦办不到。况大家凑钱支持乎。如要当按照本发请，此则可以满愿。如谓有益于人，即当如我所要为寄，则此社当即关闭矣。”

　　末后又云：“《普陀志》，从前系请一不知佛法，不信佛者所修。而且为光亦作一传以附之，光极斥其非。后以一、二事彼不依光，光遂完全辞之不过问。及彼修好，交与法雨退居，放大半年，才求光鉴订，光以无暇，故迟几年。故此书绝无光之名字，以彼所录光之书并名者，通去之不存。其请人写，排板刷印，不派普陀一文。山中请书者，接纸工价每部六角。共印三千部，除任者一千多部外，只存千多部，光尚须送人。汝令寄数包来代送，其心甚好，但亦是未知其难。祈以后常存‘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凡事以已之心度人之心，以人之心度己之心，则汝后来决定会做到光明辉耀，人神咸悦地位矣。不知此苦口之药，以为然否，祈慧察。又《教诲浅说》之板，万不可存弘化社，以此事不定一年两年即关闭。无基金，无定款，时局不好，人不相助，则不关何能支持乎。佛学书局交通宽，营业性质，能持久，交彼则于彼于汝均为有益也。”

　　大师之所以当年离开终南山去红螺山参学，并不与其同门师兄弟而有其书信往来者的原因，在《文钞三编复卓智立居士书一》中说：“二十一出家(光绪七年)，其修净业，由《弥陀经》、《净土发愿文》，并《龙舒净土文》起，绝无一知识开示者。以先师及所交游者，皆禅家宗旨。光绝不受教导，以自量无此智识，故不敢耳。”

　　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8、挂搭圆广

　　大师的出家，因其长兄的极力反对，出家以来一直从未与家中任何人有过书信的往来。直到光绪十八年，大师住北京圆广寺时，托一同乡捎家书一封。如在《文钞三编复邵慧圆居士书一》中云：“至于吾家，则光绪十八年有同乡由京回家，敬奉一函，仰彼亲身送去。否则无法可寄，此时未有邮局，而且不在大路(今虽有邮局，若无人承转，亦无法可寄。)。”

　　可是，大师始终没有接到家中的回信。“次年来南，消息全不能通。至民十三年一外甥闻人言，遂来山相访，始知家门已绝，而本家孙过继(此事在光为幸，以后来无丧先人之德者。即有过继者，亦非吾父母之子孙也。)。以故亦不与彼信。”

　　值得一提的是，大师一日与圆广寺门外，以铜钱引诱一乞丐念佛的事，颇耐人寻味，故摘录如下：

　　“徐老太由香灰水，危病回机，亦其家眷之诚心所感。何德牧之喜谈诗，而不注重念佛，乃业力所感，故不知轻重。如小儿，与以铜钱则喜，与以摩尼宝珠．N0不受。乞丐为骗钱，肯念佛，也种莫大的善根。

　　光绪十八年，光在北京阜城门外圆广寺住。

　　一日，与一僧在西直外，向圆广寺走。一十五六岁乞儿，不见有饥饿相，跟着要钱。光云念一句佛，与汝一钱，不念。光云念十句佛，与汝十钱，还不念。光将钱袋取出来令看，约有四百多钱，为彼说，汝念一句，与汝一钱，尽管念，我尽此一袋钱给完为止，还不念。遂哭起来，因丢一文钱而去。此乞儿太无善根，为骗钱，也不肯念。乞儿果发善心念，则得大利益。即为骗钱念佛，也种大善根。”(《文钞三编·复张觉明女居士书八》)

　　光绪十二年中秋，大师为沐浴彻祖莲风，体究冷土念佛法门真旨，经太原前往专修净土之道场，至北京红螺山资福寺，途中因见太原洪灾景象，便痛感世事之无常，人生之短促，则深省自心，端蒙决求出离之大志，发菩提心，入堂念佛，号“断庐行者”，如是四载中，在红螺山专主念佛。

　　今在圆广寺门外，见一小乞丐索钱，便以一袋铜钱引诱乞丐念佛，良以善根浅薄，无何奈何。大师深感去圣时遥，众生根钝，若不以念佛法门为依凭，仗其他之通途法门于现生则难以了生脱死，这更加坚定了大师日后弘扬净土法门的信心与决志。大师将此件事，一直搁在心里，直到民国二十八年后才说于张觉明女居士听，以劝信一切行人深植善根于无量劫前，其师之慈悲心切处，于此大畅矣!

　　《佛说阿弥陀经》云：“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观此，诚然如是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