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齐

　　刘禹锡(772-842)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出生在嘉兴(今属浙江)，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其诗歌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

　　刘禹锡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与佛教结缘是源于他的屡次遭贬。在长期被贬谪的日子里，刘禹锡所担任的大多是有职无权的闲官。他无事可做，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因而内心十分苦闷，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排遣内心忧愁苦闷的方法。在这种苦闷的心境之下，他开始研读佛经，频繁与高僧往来，从中寻求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方法。随着对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他从当初的好奇，已经变为深深了解个中三昧，以至达到了“事佛而佞”的地步。

　　刘禹锡在研读佛经和与高僧往来的过程中，还经常以诗文作为弘法的工具来宣扬佛法，表达自己的修行体验。他一生写了大量佛教诗词，对弘扬佛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禹锡还应邀为六祖慧能禅师撰写了《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在碑铭中刘禹锡详细介绍了六祖慧能大师的生平业绩，并对慧能大师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刘禹锡在撰写过《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之后，又作了《佛衣铭》并序以论述佛衣不传之事。 《佛衣铭》并序全文如下：

　　吾既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辩六祖置衣不传之旨，作《佛衣铭》日：

　　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尼父之生，土无一里。梦奠之后，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达摩救世，来为医王。以言不痊，因物乃迁。如执符节，行乎复关。民不知官，望车而畏。俗不知佛，得衣为贵。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还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众生曷归。是开便门，非止传衣。初必有张，传岂无已。物必归尽，衣胡久恃。先终知终，用乃不穷。我道无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陈，孰非刍狗。

　　在《佛衣铭》序文中，刘禹锡介绍了自己撰写《佛衣铭》是因为在撰写过《曹溪第二碑》之后，念及六祖慧能之后佛衣不传之事而作。

　　在《佛衣铭》开端四句“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中，诗人认为，佛陀住世之时，佛弟子都是以佛为师，佛陀的旨意大众都会遵照执行，而在佛陀入灭之后，由于没有佛的言教约束，很多人都不能严格按照戒律的要求来做。于是便出现了戒律松弛的状况·。很多修行人开始关注名闻利养，为了得到禅宗传人的正宗地位，他们都开始把目光投向代表禅宗接法信物的衣钵。这样，衣钵就成了后世禅子相互争夺的对象。诗人在铭文中不无感慨地说，

　　“忽近贵远，古今常情”。诗人认为自古以来，人们都是忽视近代的东西，而重视远古的东西，衣钵之争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其实对于佛衣之争，在佛世之时并不存在。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唯有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佛陀便说：

　　“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佛陀于是将“以心印心”的微妙心法传付给摩诃迦叶。同时将代表接法信物的衣钵传付给迦叶尊者。迦叶尊者很自然地成为大家公认的这一微妙法门的传人。

　　达摩禅师传法给慧可禅师之时，也传付了作为接法信物的衣钵。慧可之后的传法也都传付了衣钵作为信物。

　　佛在世时传付衣钵并不存在争端，到五祖弘忍之时，由于弘忍将衣钵传付给六祖慧能，引起了神秀及其他弟子的妒忌，于是在僧徒之间便有衣钵之争。弘忍禅师在传付衣钵之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传法给六祖慧能时说：

　　“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

　　六祖慧能接法之后，遵从弘忍大师的教导，在传法给弟子之时，只传付心法，不再传付衣钵，免除了衣钵争夺之患。

　　铭文“尼父之生，土无一里。·梦奠之后，履存千祀”四句，是为了说明人们“忽近贵远”的心态而作。诗人认为，孔子当年降生之时，家境贫寒，所居之地非常狭小。但是此后他的名声渐渐为人所知，成为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他培养的很多弟子都在各地为官。由于孔子的名声很大，所以在他死后，很多政要名流都亲自来为他祭奠。在他过世后很多年，一直有人来祭祀他的功业。这说明，孔子虽然过世了很多年，但人们仍然在纪念他。

　　“惟昔有梁，如象之狂。达摩救世，来为医王”四句，以比喻的手法说明禅宗之所以能在东土传承，是因为达摩禅师的东来，他就像一个大医王，来救济中土处于苦难的众生。

　　达摩大师在来东土之前，其师父达摩多罗叮嘱他，将来应当到中土弘法，那里有很多人需要救拔。达摩禅师在接法之后，便听从师父的教导泛海来到中国，先见到梁武帝，因言语不契，于是北上嵩山面壁九年，传法给弟子慧可，使“直指人心”的微妙之法得以在东土弘传。此后形成一花开五叶的繁盛局面，使很多人得以明心见性。

　　“以言不痊，因物乃迁。如执符节，行乎复关”四句，是对达摩东来的进一步论述。铭文说达摩禅师因与梁武帝见解不同，话不投机，达摩才一苇渡江，来到嵩山。这就像一个奉命出使之人，虽到异国他乡，因为没有人能真正了解他，不能达到真正出使的目的。铭文中的“符节”是出使之人在出使他国时所持的代表王权的信物。

　　“民不知官，望车而畏。俗不知佛，得衣为贵”四句，!是说持节出使的官员，虽然官位很高，但因所到之地的百姓并不知其真实身份，看到车辆到来，便心生畏惧，悄悄离去。诗人用“民不知官，望车而畏”来比喻世俗之人不知佛陀传付衣钵的目的，是为了传付“直指人心”的心法，而他们却舍本逐末，误认为得到了衣钵就等于明了佛教心法之旨意。所以他们把衣钵看得非常重要。

　　六祖慧能禅师认为衣钵只是代表得法的信物，而真正传付的是以心印心的心法。如果真正得到了传法，是用不着担心别人不信。所以，他在传法时，只传付心法，不再传给代表信物的衣钵。慧能大师在传法给青原行思时说：

　　“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心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

　　(见《五灯会元》卷五)”

　　刘禹锡在铭文中说“坏色之衣，道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这四句告诉我们，道并不在衣上。衣只不过是种信物而已。二祖慧可得法时对达摩禅师说：

　　“法既以心传心，复无文字，用此袈裟何为?”大师云：

　　“内授法印，以契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虽则袈裟不在法上，法亦不在袈裟，于中三世诸佛递相授记。我今以袈裟亦表其信，令后代传法者有禀承，学道者得知宗旨。断众生疑故。”达摩禅师告诉慧可禅师说，袈裟不在法上，法也不在袈裟上，但是三世诸佛递相传授，袈裟是作为信物，让今后的传法者有所依凭。但是一般人却认为有了衣钵就等于得到真正的传承，所以，他们都把衣钵作为至宝。

　　“六祖未彰，其出也微。既还狼荒，憬俗蚩蚩”，以六祖慧能的经历告诉人们，六祖禅师在还没有为人所知之时，其出身寒微。到黄梅之后，还被人看不起。到他后来接法之后，又回到南方，才逐渐被人所知，那些原来不太重视他的人也猛然觉醒。这说明，人们通常只重视代表名声的东西，而不注重实际。

　　诗人又从另外的角度认为，佛教传法之所以用衣钵这样的信物，是让后世传法者看到信物，有所依归。这是佛陀和历代祖师为了接引众生而开设的方便之门，并不只是为了传付衣钵。因此，诗人在铭文中说：

　　“不有信器，众生曷归。是开便门，非止传衣。”

　　诗人在铭文中说：

　　“初必有张，传岂无已。物必归尽，衣胡久恃。先终知终，用乃不穷。”在这段铭文中，诗人指出，虽然传付衣钵广为人知，但这种方式也应该有结束的时候。世间的万物都有生灭，作为传法信物的袈裟也不能作为长久的依托。衣钵以后不传了，心法依然会流传不衰。

　　诗人在铭文最后说“我道无朽，衣于何有。其用已陈，孰非刍狗”。这是对佛衣的总体评说。诗人认为，佛从灵山会所传的“直指人心”的心法永远不会坏朽，但是现在传付袈裟作为信物的形式已经没有了。这种传统的传付衣钵作为信物的形式已经显得过时了，这与用来祭祀所用的草扎成的狗没什么两样。刍狗等到祭祀一结束就被扔掉或烧掉了，而衣也不再会用作传法的信物了。

　　刘禹锡在《佛衣铭》中，通过各种不同修辞和论证方法宋论述了佛法不在衣上，衣也不在佛法上的道理。由此，作者认为，衣钵作为传法信物的历史，应当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改变，若一味地坚持用衣钵作为信物，不仅会引起争端，而且还会引起传法的混乱，衣钵也起不到信物的作用了。所以，刘禹锡主张传付心法最重要的是在于内心，并不需要在乎外在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