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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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概论

李尚全

  (承上期)

  第二章 汉传佛教经律论概要

  汉传佛教是印度佛教嫁接在中国文化之树上长成的一个主要分枝。中国人自汉武帝开始,形成了唯经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驱使汉僧在曹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北宋初年掀起了到“西天取经”的一个又一个高潮,他们跋山涉沙,取来了大量印度佛教的经律论,再加上印度梵僧和西域胡僧送来的经律论,就共同被汉僧嫁接在中国文化之树上,常青不谢。因此,这些经律论虽来自印度或中亚,但鄙人仍然视这些经律论为汉传佛教的掌门经典。这正是汉传佛教的特色所在。

  第一节 汉传佛教的四大翻译

  东晋十六国时期,汉僧选择了大乘佛教,并采用老庄玄学对大乘佛教进行格义比附,译经大师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把译经的重点转向大乘经论,以四大翻译为典型代表。这四大翻译是一个渐进的翻译过程,自东汉开始,一直延续到北宋初年才结束。

  一、般若经论的翻译

  佛说的般若部诸经的结集大概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结集的地点在南印度,以后传播到西、北印度,在贵霜王朝时广为流行。[1] 2世纪中叶,由竺佛朔与支娄迦谶合译成汉文,名为《般若道行品经》(后题《道行般若经》)十卷,汉传佛教史上称为“小品般若”。西晋竺法护对“小品般若”重新翻译,题为《光赞般若波罗蜜经》十卷。“小品般若”在曹魏时开始引起汉僧的注意。据《祐录》卷十三《朱士行传》记载:

  士行尝于洛阳讲《小品》,往往不通。每叹此经,大乘之要,而译理不尽,誓志捐身,远迎《大品》。遂以魏甘露五年(260),发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阗,果写得正品梵书胡本九十章,六十万余言。遣弟子不如檀,晋言法饶,凡十人,送经胡本还洛阳。

  由此可知,般若部经对汉传佛教的巨大影响,它导致了汉僧西行求法的留学运动。

  这场西行求法的留学运动肇始于260年的朱士行西行求“大品般若”,并客死于阗。朱士行派弟子不如檀送来的胡本“大品般若”,在西晋时,由无罗叉等译成《放光般若经》二十卷,到十六国时,鸠摩罗什对这部经进行了重新翻译,题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十四卷。直到唐朝,玄奘才把全部般若部诸经译成汉文,题为《大般若经》,共六百卷。但对汉传佛教影响深远的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和玄奘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卷。

  般若部经是大乘佛教的基础理论,被称“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它的中心思想在于说明诸法“性空幻有”的道理。[2] 所谓的性空,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现象都没有实在的自性;所谓的幻有,就是说,人们经验范围内的所有现象,虽然在本质上是空的(自性空),但并非虚无,现象仍然是存在的,不过是在特定的时空里的各种条件组合罢了,用佛教的话说,就是“因缘和合”。这种缘起性空的理论,与中国固有的老庄玄学非常地相似,所以般若部诸经在东晋成为汉僧研修的显学——般若学,有“六家七宗”之说,尤其是鸠摩罗什重新译出“大品般若”和“小品般若”,以及《金刚般若》、《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般若部经论,导致了在隋唐八大宗里,三论宗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根本典籍;禅宗以《金刚般若经》为传心法本;天台宗以《大品般若经》为观法。

  二、《法华经》的翻译

  佛说《法华经》的结集大约在2世纪。3世纪时,由竺法护首先译成汉文,题为《正法华经》,共十卷二十七品;姚秦鸠摩罗什译成《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隋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重勘梵文,译为《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现在流行本《法华经》,是以罗什译本为蓝本,增订而成,即罗什译本《普门品》中无重诵偈,后人将南齐法献于高昌所得《提婆达多品》、隋阇那崛多于益州译出的《普门品偈》与玄奘所译《药王菩萨咒》一起编入,增订成现行流通本七卷二十八品。《法华经》的“主要思想是空无相的空性说和《般若》相摄,究竟处的归宿目标与《涅槃》勾通,指归净土、宣扬济世以及陀罗尼咒密护等,可谓集大乘思想之大成。其突出重点在于会三乘方便,入一乘真实”。[3] 因此,《法华经》在汉传佛教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在《高僧传》所列举的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于敦煌写经里也是此经所占的比重最大,仅南北朝时期,注疏此经的就达七十余家,陈、隋之际智顗依据此经立说而创天台宗。隋、唐以后,乃至明、清,一直流传不衰。译本传入朝鲜、日本后,流传也盛。尤其在日本,六世纪就有圣德太子撰写此经《义疏》。九世纪传教大师续开台宗,特倡此经。十三世纪日莲专奉此经与经题立日莲宗。现代新兴的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和妙智会等教团,都是专奉此经与经题为宗旨的”。[4] 

  三、《涅槃经》的翻译

  佛说《涅槃经》的结集大约在2世纪时,相传在3世纪时支娄迦谶最先译为汉文,题为《梵般泥洹经》二卷,但其经早佚。现在流行的《涅槃经》有三个版本。第一是法显六卷本。东晋高僧法显在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得到该地优婆塞伽罗写赠的《大本涅槃》前分的梵本,回国后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道场寺于417年与梵僧佛陀跋陀罗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又名《方等大般泥洹经》。

  第二是《北本涅槃经》四十卷本。北本《涅槃经》由梵僧昙无谶在姑藏(今甘肃省武威市)于421年译成汉文。

  第三是《南本涅槃经》三十六卷本。北本《涅槃经》在430年由凉地传到江南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当时名僧慧严、慧观、谢灵运对北本《涅槃经》进行了文字加工,并依据法显译本,把北本十三品增加成二十五品,而卷数由四十卷压缩为三十六卷。

  《涅槃经》“义理丰富而精至,其内容要点,即为针对灰身灭智的小乘涅槃说,而阐述佛身常住不灭,及常乐我净义。又不同于大乘的三乘五姓说,而显示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和声闻、辟支都当得成大觉义,并广说与涅槃有关的一切菩萨法义。因之此经可称为大乘佛教的极谈”。[5] 然而,《涅槃经》在印度影响不大,但对汉传佛教影响极其深远。在南北朝时,出现的南北涅槃师,执当时佛教义学的牛耳,入唐以后,南北涅槃师的学说已经衰落不振,他们主张的人人皆有佛性的理论,完全纳入八大宗派的各自理论体系之中。

  四、《华严经》的翻译

  悉达多王子成佛后,首先向地上菩萨演说《华严经》21天,但《华严经》教义很快隐没无闻,直到2世纪时,才由龙树流传于世,并被同时代的支娄迦谶译介到汉地,名为《兜沙经》一卷,随后吴支谦,西晋竺法护、聂道真乃至南北朝、隋、唐各朝,译出的支分别行本《华严经》多达35部。[6] 但对汉传佛教影响深远的有三种译本。第一是东晋佛陀跋陀罗译的《六十华严》。《六十华严》的梵文原本为三万六千偈,是慧远的弟子支法领从于阗取来的,佛陀跋陀罗在418-420年于扬州道场寺译为汉文,[7] 共六十卷,为区别于后来的唐译本,称为旧译《华严》,又称《六十华严》。

  第二是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八十华严》的梵文原本有八万四千偈,是唐朝女皇武则天遣使从于阗取来的,并请于阗高僧实叉难陀于695-699年译成汉文,共计八十卷。后法藏发现此经《入法界品》中尚有脱文,乃与地婆诃罗校勘梵文,于第八十卷初从“弥勒菩萨”后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尘数善知识”前之间,补入“文殊伸手摩善财顶”十五行,即为现今流行的《八十华严》本,又称新译《华严》,或称《大方广佛华严经》。

  第三是唐般若译《四十华严》。《四十华严》的梵文原本一万六千七百偈,是南天竺乌荼国王亲手书写并遣使送到唐德宗朝,德宗皇帝嘱罽宾高僧般若在796-798年译成汉文,共计四十卷。其内容系勘同旧新两译《华严经》的《入法界品》一品,但文字广增很多;尤其是《四十华严》第四十卷有普贤十大行愿,和新添的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偈,是前两译《华严经》中所未有的。

  《华严经》的中心内容,在于强调从“法性本净”的观点出发,经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法门的修行,使阿赖耶识辗转增胜为普贤十大愿行,而最终修行成佛。

  五、四大翻译与汉传佛教的关系

  昙无谶、罗什、觉贤(佛陀跋陀罗)四大翻译,对汉传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假如把佛经的翻译看成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的话,那么,通过对般若部经论的研究,确立了汉传佛教的真俗二谛的理论框架,成为佛教沟通道家玄学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佛教理论在魏晋南北朝的老庄化,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二步。

  第二、《法华经》、《涅槃经》、《华严经》凸现出来的佛性论思想,成为沟通儒家人性论思想的桥梁,奠定了隋唐八大宗创立的理论前提,成为佛教中国化的第三步。

  第三、从四大翻译,演变出汉传佛教四大宗,即从罗什译般若部经论出三论宗、禅宗;从罗什译《法华经》、昙无谶译《涅槃经》出天台宗;从觉贤译《华严经》出华严宗。

  第二节 汉僧在南北朝时研修的经律论

  在南北朝时,汉僧开始对汉、梵、胡僧译出的经律论进行专一研修,深入探讨,逐渐形成学派,为隋唐八大宗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兹把汉僧研修的经律论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一、涅槃师

  涅槃师是指研修《大般涅槃经》的高僧,分为南北两系。南方最早的涅槃师是罗什门人道生(?-434年),他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研修六卷本《泥洹经》,对卷四说除一阐提皆有佛性的经文产生了疑义,通过剖析经旨,得出的结论是:“阐提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此经度未尽耳!”[8] 提出了“阐提(断了善根的人)皆得成佛”的新论,被旧学守文之徒摈出僧团,不得已到苏州虎丘山龙光寺聚石为徒,传授《涅槃经》,讲到阐提处,认为阐提也有佛性,感动得群石皆为点头。后昙无谶译《涅槃经》传到南京,该译本在卷七果然说阐提皆有佛性,使道生的新论得到了印可,这使唯经思维方式的汉僧不得不折服。对《涅槃经》有心得的另一位高僧是罗什门下的慧观,创立了二教、五时的判教方法,对汉僧研究佛陀所说的经教提供了新思路。道生、慧观同出罗什门下,共开南方涅槃师中两大学系。

  属于道生系的涅槃师,有宋代的宝林,主述道生学说,著有《涅槃记》等;宝林的弟子,叫法宝,著有《金刚后心论》。道生又一门人道猷,著有《胜鬘经注释》五卷,以弘道生的遗教;道猷的弟子道慈,主述道猷义,并删削道猷五卷本《胜鬘经注释》为二卷。另外,宋代还有僧瑾、法瑗,齐有僧宗,著有《涅槃义疏》、《涅槃集解》;梁代的法朗奉梁武帝命著《大般涅槃经集注》七十二卷。

  属于北方学统的涅槃师,宋代有慧静,著有《佛性集》。法瑶著有《涅槃》、《法华》、《大品》、《胜鬘》等义疏;僧镜著有《泥洹义疏》。齐代的法安著有《涅槃义疏》。梁代的宝亮受梁武帝命撰《涅槃义疏》,法云和僧迁各著《涅槃疏》。

  属于学系不明的涅槃师,宋代有僧含、僧庄、昙济。齐代有昙纤、道盛、僧慧。梁代的智秀著有《涅槃疏》;智藏著有《涅槃义疏》;慧皎撰有《涅槃义疏》十卷。陈代的警韶著有《涅槃疏》十七卷。

  在南朝时,研修《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和《成实论》的汉僧,几乎都兼善《涅槃经》。梁代的宝亮等撰集的《大般涅槃经集解》,就是集宋、齐、梁间涅槃师说之大成,其中所收的作品作家,有的不见于僧传,从中可窥见南方《涅槃经》研修的盛况。

  北方的涅槃师早于南方的涅槃师,但没有南方道生、慧观的创造性思维,基本上属于唯经思维方式的汉僧。北方的涅槃师产生于北魏昙无谶的译场,即今甘肃省武威市。慧嵩、道朗直接师承昙无谶,是昙无谶翻译四十卷本《涅槃经》的记录人,并分别作《义记》、《义疏》,特别是道朗,亲承昙无谶,撰写经序,阐发《涅槃经》的玄旨,并在所撰的《大涅槃经义疏》中,立五门剖判《涅槃经》,阐明佛性中道的深义。这是中国北方河西走廊里产生的最早的涅槃师。随后,汉僧慧静在河南和山东两省的伊洛徐兖一带弘扬《涅槃》,著有《涅槃略记》等著作。到了北魏中叶以后,北朝涅槃师层出不穷,但与南朝涅槃师相比,早期北朝涅槃师述而不作,到北周时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北魏的昙准,以擅长讲《涅槃》、《法华》而闻名伊洛;昙无最在洛阳演述《涅槃》、《华严》十分出名。北周的宝彖,著有《涅槃疏》、《法华疏》等著作;昙延著有《涅槃经义疏》十五卷。

  南朝的三论师、成论师以及北朝的地论师,都兼弘《涅槃经》,从中可窥见涅槃与般若、涅槃与华严之间互通互融的关系。入唐以后,南北涅槃师衰落隐没。(待续)

  参考文献:

  [1] 田光烈:《大般若经》,《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49页。

  [2] 田光烈:《大般若经》,《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50页。

  [3] 高观如:《妙法莲华经》,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㈢知识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40-141 页。

  [4] 《中国佛教》㈢第141-142页。

  [5] 高观如:《大般涅槃经》,《中国佛教》㈢第151页。

  [6] 高观如:《华严经》,《中国佛教》㈢第4页。

  [7] 高观如:《华严经》,《中国佛教》㈢第4页。

  [8] 转引自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㈠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引《名僧传》卷十 文。

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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