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葳
在重元寺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中，每个时代都有值得铭记的名人足迹，或是高僧，或是名士，重元寺的价值底蕴并不在于亭台楼阁一时之宏伟，却在于这些历史过客在重元寺留下的文化足迹。亭台楼阁能毁于兵火天灾或是时光磨砺，但是文化的光辉不会随时间流转而黯淡，由文化而撑起的重元寺会载之于史册，阅之于案头，吟之于风骚，传之于人心。
和中国大历史发展方式颇为巧合的是，中国历史极盛于唐宋，重元寺恰恰也在唐宋之时迎来了高峰。规制上，宋代重元寺改名承天寺，成为皇家级别丛林；文化上，唐有白居易、韦应物、刘禹锡、皮日休，宋有范仲淹、诗僧仲殊，均曾在重元寺内留下唱和诗文和墨宝；教内更有道源禅师开禅门史传之先河。似乎是要呼应华夏文明脉搏的起伏，唐宋时期的重元寺也击出了当时的强音。
前一期文章中梳理了白居易与重元寺的关系，以之作为重元寺唐代文化的一个象征；本文则旨在整理范仲淹与重元寺之文化互动，既可一窥宋代重元寺之文化底蕴，也可有助于范仲淹思想历程之研究。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任苏州知州。在主政苏州时，范仲淹曾与同僚章岷游览过重元寺，并作诗《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诗曰：
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
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
晚意烟乖草，秋姿露滴苔，
佳賔何以伫，云瑟与霞杯。
他还将自己发现的未收录于当时刊印的大藏经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交给了承天寺人藏于寺内。
就文学史而言，范仲淹以一文一词名于世，文乃《岳阳楼记》，词乃《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此一文一词足以流传千古而不朽，而其诗，却远不如其文其词为人所赞颂。范仲淹向来无诗家之名，当然一者宋诗整体不如宋词强势，不独范仲淹，即便苏轼、辛弃疾、李清照亦不以诗人之名传世；二者范仲淹能够配谥“文正”，其实也不因其章句华丽或是文理创新，其价值完全在一“正”字，《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传世不朽，凭借的是立意之高、立心之正，范公配谥“文正”，恰如其分，实不虚也。
但范仲淹这首《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倒是颇有值得玩味之处。巧合的是，这首参访重元寺留下的诗作和在岳阳楼留下的题记都是登阁游记，古人诗文中，登阁游记算是某种固定体例，如李白、王勃、宋濂均是登阁游记的名家，而范仲淹也是个中高手。可是两篇作品比较而言，前后心境大为迥异。原因何在？
参考范仲淹的年谱，出任苏州知州为1034年，实际上正是仕途上升期。范公幼时贫苦，每日只能食两餐冷粥，但坚持刻苦攻读，史传记其“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出仕后始终能心怀人民疾苦，清廉律已，不忘“忧天下”的初志。中年官阶渐升，时时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虽中道曾遭贬谪饶州，但因边关战事紧急，直接被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范仲淹进入中央参知政事，时值仁宗皇帝有志改革，范仲淹的抱负和理想便得到了施展的空间。他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攻之以“朋党”。宋朝开国几任皇帝均对唐代朋党阉宦之乱深以为戒，因此范公被攻击为朋党，恰恰触犯了皇帝大忌，于是参政中央不久便又遭贬斥，短命的“庆历新政”即此结束。范仲淹离开庙堂之后几年便病死于赴颖州途中。历史上认为庆历新政虽短命，但价值在于为后来者王安石变法开启序幕。
结合范仲淹的仕途经历时间段来看，便可了解为何这两篇作品虽同是登阁，但心境却大不相同。《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作于正值盛年，处于仕途上升期之时，抱负满怀，虽不至于春风得意，但诗中“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之句明显可看出自信、希望和乐观的情怀。而《岳阳楼记》则作于1046年，此时庆历新政已然失败，范仲淹怀抱一颗“迁客之心”，与谪守巴陵郡的滕子京心有戚戚焉，虽远离庙堂，仍心忧天下，但无奈也只能忧思而已，庙堂实在已不复可期。前后两次登临高阁，人生却已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岂能不让人感叹！
这首诗另一有研究价值之处便是范仲淹与佛教之关系。这一因缘往往不被学者所重视，但佛法恰恰是范公人格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前文介绍到范仲淹年少时苦读，曾每日只食两顿冷粥，苦读之处正是山东长白山礼泉寺。古人考取功名之前，常有投宿寺院苦读数年的经历，特别是很多贫寒士子，寺院就是他们最好的栖身之所。佛教寺院在一千多年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教育角色，但今日学界对于各种书院、私塾、学堂乃至太学的研究汗牛充栋，惟独对于寺院教育功能忽视轻视，可惜可叹。范仲淹与佛法结缘深厚，除求学于丛林之中，他事亲至孝，母亲去世后，还请僧人诵经超度，孝心感应观世音菩萨助念，藉菩萨之力，母亲得以超升天界。范公一生莅任所到之地，必造寺度僧，兴崇三宝。也屡与各方高僧交游，互赠诗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庆历初年，范公宣抚河东，于旅途间得到故经一卷，名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内容乃是诸阿罗汉诵佛所说善恶因果，识心达本之法。此经未收藏于当时刊行的大藏经，范仲淹阅读过后，十分惊喜，特作序赞叹，序文中写道：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
其文中“以济群生，以成大愿”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实在能够称为相印相契，足见佛家“慈悲”理念和范公本身儒者“兼济天下”理想的和谐。可惜此间关系亦不曾为学界所注意。
重元寺何其有幸，承范仲淹将这一部未收录于当时刊印的大藏经的《十六罗汉因果识见颂》交给了承天寺人藏于寺内，使今日众生能够重见这部经典，开启智慧，明了因果大法。范公此举功德可谓无量深厚。今日重元寺庙宇得以重建再现于世，如能重刊、重刻这部经典，不仅能够流布佛法，亦能些许告慰千年之前一颗正直无私的心灵。
纵观范仲淹的一生，确实始终是立正身、行大道，真正践履了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宋元学案》中评价道：“高平（范仲淹）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以“毫无瑕疵”来品评范公人品，足见其高洁。而其一生言行表率，为后学张横渠成为大儒更有“导入圣人之室”的功德。而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来评价范仲淹，实无愧也。
（本文为《重元寺历史文化名人录系列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