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全

　　（接上期）

　　二、成实师

　　从南北朝到唐初约250年间，弘传《成实论》一派的学者，汉传佛教史家称为“成实师”。而《成实论》的作者，则是中印度的诃梨跋摩。他是站在倾向大乘佛教的立场上，通过批判说一切有部的毗昙而写成这部《成实论》。由鸠摩罗什在411-412年译成汉文。最早为《成实论》作疏的是罗什门下的僧导，著有《成实论疏》、《三论义疏》及《空有二谛论》等，开创了成实师中的寿春系。寿春系的高僧有僧导、昙济、道猛、僧钟、道慧、法宠、慧开、慧勇。寿春系成实师在江南一带弘法。

　　罗什门下的僧嵩，传《成实论》于苏北的彭城，形成成实师的彭城系。彭城系的高僧有僧嵩、僧渊、道登的传授法系。

　　南齐的成实师有僧柔和慧次。梁代有法云、僧旻、智藏三大法师。法云著有《成实论义疏》四十二卷；僧旻著有《成实论义疏》若干卷；智藏著有《成实论大义记》、《成实论义疏》十四卷。陈代著名的成实师只有智者一人。智者的师承不明，他的成实学说名震江南，是新成实学的开创者。

　　新旧成实说现在已无法分辨。梁代开始，成实师多精于大乘，而梁陈之际又与三论系大起争执，智者有可能对旧成实师的学说有所修正，成为新成实师的开山祖。隋代著名的成实师有智脱等。其门下有慧隆、智琳、道正、灵裕等。唐代的成实师，北方有保恭、慧因、僧定、慧乘、道宗、道岳、法常、法琰等；南方有智琰、法恭、慧旻、智周、道庆。玄奘赴印前从道深学《成实论》，在留学印度期间，从钵伐多国正量部学者学《成实论》。

　　以上成实师的著述皆散佚不传，现在能参考的疏释有隋慧远的《大乘义章》、《维摩经义记》、《十地经论疏》，唐吉藏的《大乘玄论》、《三论玄义》、《三论疏》的零散记载，其中《大乘义章》最为重要。[1]

　　三、毗昙师

　　在南北朝时代，讲习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义理的高僧，通称毗昙师。最早提倡讲习阿毗昙学的高僧是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他在苻秦的长安极力提倡译经，并为僧伽提婆在383年译出的三十卷本《阿毗昙八犍度论》作序，还为僧伽跋澄译出的十四卷本《杂阿毗昙鞞婆沙》作序，开了汉僧研究阿毗昙学的先河。

　　慧远在391年请僧伽提婆重译《阿毗昙心论》四卷，并作序赞扬，庐山诸贤开始学习《阿毗昙心论》。随后，僧伽提婆在南京演讲《阿毗昙心论》，开创了南方研究阿毗昙的端绪。435年，僧伽跋摩译出权威版本《杂阿毗昙心论》，把南方研究毗昙学的风气推向高潮。宋、齐、梁、陈，治毗昙学的高僧层出不穷，以梁朝慧集为最大的毗昙学者。慧集在梁都讲毗昙，以僧伽跋摩译《杂阿毗昙心论》为蓝本，以《八犍度论》和《大毗婆沙》为参考书，解释疑难，一时独步江南，著有《毗昙大义疏》十余万言。

　　梁末到隋初，南方盛弘《成实论》，毗昙学的研究开始盛行北方。西域高昌高僧慧嵩在北魏末年来到内地，在邺、洛、彭、沛一带弘化，专讲《杂阿毗昙心论》和《成实论》，尤以讲《杂阿毗昙心论》最负盛名，有“毗昙孔子”的称号。隋朝长安净影寺慧远撰写《大乘义章》，辨析种种法义，皆于各章先述《毗昙》、《成实》诸解，然后归结于他所宗的《地论》、《涅槃》之说，此外未列余家，可见毗昙之为当时人所重视。唐初著名的毗昙学者叫慧休，著有《杂心玄章抄》、《疏》。玄奘曾经从他学过《毗昙》，后来，玄奘从印度留学回来，就大量传译有部论书，并重译《俱舍论》，掀起学人研究的热潮，毗昙师的学说趣于没落，其著述也因少人注意而渐至隐没失传。

　　毗昙师学说，依据法胜《阿毗昙心论》和法救《杂阿毗昙心论》，以四谛为纲领，阐明我空法有，诸法由缘而生，所以有自性。毗昙师把我空（亦作空无我）作为第一义谛，认为“世无别体，依法而立”（见《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六），肯定三世实有。在三世实有的理论框架内，把过、未二世有建立在“因”的上面。他们把因分为所作、共有、自分、遍、相应、报六种。而把现世的存在，建立在“缘”的基础上。他们把缘分为因、次第、缘、增上四种。毗昙师正是通过因缘之说，来论证三世一切法有，“立说极其周密，所以有部在印度亦被称为‘说因部’。中土毗昙师弘传此义，在南北朝时代也有‘因缘宗’之称（见《法华玄义》卷十）”。[2]

　　四、地论师

　　从北魏到唐初，研习印度大乘瑜伽学系的重要典籍《十地经论》的高僧，被称之为地论师。《十地经论》的作者是世亲，508-511年由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二人合作译成汉文，共十二卷。但二人的见解不同，跟他们二人学习《十地经论》的汉僧也就形成南北两道。

　　1、南道地论师

　　勒那摩提（译为宝意），中天竺人。508年来到洛阳，住在洛阳御道街之南，因此，跟他学习《十地经论》的汉僧，称为南道地论师。他在洛阳译出《十地经论》和《宝性论》，教授弟子三人，房、定二士传其心法，慧光传承他的法与律学，使南道系地论师的学说得到极大发展。慧光的弟子法上，在洛阳继承师法，讲《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并著文疏。法上的弟子是净影寺慧远，撰《十地疏》十卷、《大乘义章》十四卷。慧远虽有弟子多人讲习《十地》，但很快隐没无闻，到了初唐贤首建立华严宗，为南道系地论师的传承圈上了句号。

　　南道地论师以为，阿赖耶识法性，是诸法的根据，生一切法，也就是真如佛性，又叫如来藏，本来具足一切功德。这样就把众生的佛性看成是与生俱生，先天而有的“现常”说（见道伦《瑜伽论记》）。他们有时把佛性分为理性（本有）、行性（始起）二种（《大乘玄论》）；有时把佛性分为理性（隐时）、体性（显时）、缘起性（用时）三种（《四论玄义》） 。

　　2、北道地论师

　　菩提流支（译为道希），北天竺人，约508年来到洛阳，住在洛阳御道街之北的永宁大寺，与勒那摩提等创译《十地经论》，后随东魏迁邺，居住20余年，译出《佛名》、《楞伽》、《法集》、《深密》、《金刚》、《无量寿》、《胜思惟》、《大宝积》、《法华》、《涅槃》等经论，共39部，129卷。跟菩提流支学《十地经论》的汉僧，称为北道系地论师。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听讲后撰写《十地经论疏》，名扬邺上。道宠的弟子志念，撰有《十地经论文疏》九卷，盛行于世。

　　北道系地论师没有南道系地论师兴盛，只限于邺城，而南道系先在洛阳，隋和唐初在长安，且政治地位显赫。南北系地论师所学，并不限于《十地经论》，还受到涅槃师、摄论师的影响，使其所传学说的性质比较驳杂。

　　北道地论师也主张阿赖耶识是诸法的依持，说一切法从阿赖耶识生起，而与南道系地论师的说法不同之处在于，“阿赖耶识虽和如来藏（佛性）无别，但并不具足一切功德，一切功德必待新熏而后生”，也就是说，众生的佛性要等到成佛后才能得到，“当果而现，后天所有”。这就是“当常”之说。[3]这里所说的“常”，是指涅槃或佛性。

　　五、楞伽师

　　从北魏到初唐，传习《楞伽经》的高僧，后世统称他们为“楞伽师”。443年，求那跋陀罗译出四卷本《楞伽经》，受到了梵僧菩提达摩的重视。菩提达摩是南印度人，而《楞伽经》是佛陀在今斯里兰卡楞伽岛上演说的，这说明《楞伽经》的传承在南印度一带。菩提达摩是得了这一传承的南印度高僧。他到中国时，求那跋陀罗已把《楞伽经》翻译成了汉文，这种巧合，开创了汉传佛教楞伽师的传承。所以菩提达磨是在汉地受持和传授《楞伽经》的初祖。

　　传授《楞伽经》的二祖叫慧可，他在邺都传授《楞伽经》。三祖僧璨得到传承后，隐修在舒州皖公山，值北周武帝破灭佛法，往来太湖司空山。四祖道信得到传承后，在今湖北黄梅县讲授《楞伽经》、《文殊说般若经》、《华严经》等多种经教。五祖弘忍得到传承后，在黄梅开创东山法门，传授《楞伽经》和《金刚经》。后神秀传《楞伽经》在北方，数传后隐没；慧能传《金刚经》于广东，创立禅宗。

　　六、净土师

　　汤用彤认为，汉僧净土信仰有两种，一为弥勒信仰，二为阿弥陀净土。[4]苻秦高僧道安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一位净土师，提倡弥勒净土信仰。而他的弟子慧远则在庐山易辙为阿弥陀净土信仰。南齐法琳常诵《无量寿经》和《观经》；北魏昙鸾在洛阳向菩提流支请益：“佛法中颇有长生不死法，胜此土仙经者乎？”菩提流支授给昙鸾《观无量寿经》。昙鸾聚徒住在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著有《往生论注解》二卷、《无量寿经奉赞七言偈百九十五行》，《略论安乐净土义》一卷，使阿弥陀净土信仰受到以后汉僧的重视，“专持名号”的念佛法门逐渐在中华大地上盛行起来。

　　七、南方十诵律师和北方四分律师

　　在第一次佛教结集时，由持律第一的优婆离诵出了戒律，得到了全体与会阿罗汉的认可，成为根本律制，共有八十诵集，然后传迦叶——阿难——商那和须——未田知——优婆毱多。

　　优婆毱多门下有五位大弟子，把八十诵律一分为五，后人称为昙无德部（汉僧称为《四分律》）、萨婆多部（汉僧称为《十诵律》）、弥沙塞部（汉僧称为《五分律》）、迦叶遗部（在我国汉传佛教里只传有戒本，与五分律相同，而没有律文），婆苏富罗部（汉僧称为《僧祗律》）。

　　1、南方十诵律师

　　汉传佛教首次传戒，是在曹魏嘉平中期（249-253），中印度梵僧昙摩迦罗在洛阳敦请梵僧十位大德，立羯摩法，创立了以十大僧传戒的先例。这是汉传佛教授受戒法的开始。但到了东晋，汉僧授受戒法，在南方以罗什译出的《十诵律》为范本，盛行的时间是在南朝齐梁之间。南朝最负盛名的十诵师是僧祐，经他的手抄撰的著作有：《出三藏记集》、《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著有《沙婆多宗师资传》。另外，梁武帝敕法超集《出律要仪》十四卷，陈代的昙瑗、智文均是当时著名的十诵律师。

　　2、北方四分律师

　　在北方，汉僧则把佛陀耶舍和竺佛念译出的《四分律》奉为授受戒法的范本。北朝末年的慧光律师是最为有名的四分律师，他是北齐人，善讲《十地经论》、《四分律》。到了陈末隋初，四分律师多是慧光律师的传人。约在慧光寂灭百年后，唐中宗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十诵律》的传授，把《四分律》作为汉传佛教授受戒法的范本。

　　八、摄论师

　　在陈隋之际，有很多传习讲说真谛所译《摄大乘论》的高僧，后世统称他们为“摄论师”。

　　563年，应广州刺史欧阳纥之请，西印度梵僧真谛译出无著《摄大乘论》三卷，世亲《释论》十二卷，从此开始了摄论师的传承。真谛的弟子慧恺对《摄大乘论》认真钻研，撰《论疏》二十五卷。真谛另一弟子道尼，于隋开皇十年（590）奉诏入长安，于是真谛之学大行于京师。道尼在长安弘讲《摄论》。道尼的弟子慧休听道尼讲《摄论》三遍后，即造章疏弘扬《摄论》，玄奘也曾跟慧休学习过《摄论》。真谛还有一个入室弟子叫法泰，在南京弘讲《摄论》，独传靖嵩。由靖嵩北上彭城，弘讲《摄论》、《俱舍》、《佛性》、《中边》、《无相》、《唯识》等论四十余部，撰有《摄论疏》六卷。靖嵩的弟子智凝弘讲《摄论》于四川，住禅定寺，作《摄论》章疏，玄奘也曾从他学过《摄大乘论》。靖嵩的另一弟子道基在彭城作《摄大乘义章》八卷，今残存第四卷；又作《摄论序》（今存）。

　　昙迁虽没有亲近过真谛，并在北周武帝灭佛时，南逃金陵，又到桂州。他在桂州刺史宅得真谛译《摄大乘论》，如获至宝。这时隋朝建立，北归彭城，住慕圣寺，弘扬《摄论》，兼讲《楞伽》、《起信》、《成实》等经论，北方从此开创《摄论》之学。开皇七年，昙迁奉诏到长安，当选为大德，又在长安大宏《摄论》，并撰《摄论疏》七卷；辩相的弟子灵润住弘福寺，讲《摄论》30余遍，撰《摄论义疏》十三卷，《摄论玄章》三卷。昙迁的弟子道英、道哲、慧休、静琳、玄琬等也都是《摄论》名家。摄论师在隋都长安弘讲《摄大乘论》的盛况可见一斑，但摄论师在长安活动的时间并不太长，在靖嵩、昙迁再传之后，逐渐衰微。到唐初，玄奘学派兴起，摄论师终成绝唱。

　　摄论师以《摄论》的十种胜相为依据，认为第八阿赖耶识是妄识，是一切法的根源，其中所包涵的一分纯净识，就是第九阿摩罗识，即无垢识，也就是真如佛性。修行者只要把自己阿赖耶识中的纯粹之识（净分）开发出来，对治妄识（染分），“这样就可以证入阿摩罗识而成佛，因此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没有永不成佛的众生”。“另外，从境行果三方面的教理来分析，他们还有一些重要的主张。如关于境的，他们说真如有其二义，一所缘境为真如，亦即实际；二能缘心亦为真如，相当于第九阿摩罗识，亦名本觉。二者合一，称为能所统一，理智不二。又就五法（相、名、分别、正智、真如）与三自性（分别性、依他性、真实性）的关系而论，正智通于依他性与真实性，五法中亦包含分别性。又三性中不但分别性是空，而依他性亦空，三无性（相无性、生无性、胜义无性）不但遮遣分别性，而亦遮遣依他性，因此有历观三性的三重次第观之说。另外，第八识为能变，相当于相分，其余七识为能缘，相当于见分。此即《摄论》身识、身者识等十一种识平列之说。又关于行的方面：他们说三乘种性，皆由因缘所生。此即新熏种子说。关于果的方面：谓定性小乘入无余涅槃，亦可还生回入大乘。这些主张，在道基、灵润诸师之说里，已有了变化，及至玄奘学派成立，就更一一加以否定了”。[5]

　　九、俱舍师

　　汉僧研修《俱舍论》的师承称为俱舍师。《俱舍论》的汉译有旧、新两译。真谛在564-567年两次翻译《俱舍论》，边译边讲，由慧恺记录整理成现行本《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又称旧论。慧恺早在梁代就很有名，后到广州从真谛受业，先后助译《摄论》、《俱舍》，由他笔录整理的《俱舍论疏》八十三卷，并在567-568年在智慧寺讲《俱舍论》，讲到《业品疏》第九卷时病逝。这是汉僧里第一代俱舍师。

　　慧恺的私淑弟子道岳，得到慧恺八十三卷稿本《俱舍论义疏》和《十八部论记》，在终南山太白寺隐居潜修数载，在612年，被隋文帝诏进大禅定道场，把八十三卷稿本《俱舍论义疏》修订成现行本《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共计二十二卷。唐贞观初年有位梵僧波颇在长安向道岳请益《俱舍》大义，道岳应答如流，波颇称他为“智慧人”。道岳的弟子虽有多人，但没有把旧俱舍师的学说继续传承下去。

　　唐·玄奘在651-659年，译出《俱舍论》三十卷，《法蕴足论》十二卷，《集异门足论》二十卷、《品类足论》十八卷、《界身足论》三卷、《识身足论》十六卷、《发智论》二十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以及批评《俱舍论》的《顺正理论》八十卷和《显宗论》四十卷，把《俱舍论》的研习推向高潮。后人称玄奘译本《俱舍论》为新译。在玄奘门下出现了研习《俱舍》的三大疏，神泰作《俱舍论疏》（简称《泰疏》）、普光作《俱舍论记》（简称《光记》）、法宝作《俱舍论疏》（简称《宝疏》）各三十卷，世称新俱舍师三大家，替代了旧《俱舍》真谛、慧恺、道岳的系统，旧俱舍疏因而失传。但后来《泰疏》残缺，只有《光记》、《宝疏》并行，世称《俱舍》二大疏。在新《俱舍》三大疏之后，圆晖以《光记》为蓝本，而参照《宝疏》的义解，编撰成《俱舍论颂疏》，从而使圆晖成为神泰、普光、法宝三大家之后杰出的俱舍师。圆晖之后，又有慧晖作《俱舍论颂疏义抄》六卷，遁麟作《俱舍论颂疏记》二十九卷，世称《俱舍论颂疏》二大释家。到晚唐五代，俱舍师的传承在中国断绝。（待续）

　　注释：

　　[1] 《佛教各宗大义》第317页。

　　[2] 游侠：《毗昙师》，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㈠，知识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第250页。

　　[3] 田光烈：《地论师》，《中国佛教》㈠，第254-255页。

　　[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3月版，第575页。

　　[5] 田光烈：《摄论师》，《中国佛教》㈠，第259-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