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艳
关于《理惑论》的成书年代多有争论，迄今没有定论，本文采用传统看法，认为《理惑论》成书于汉末魏初，是现存最早的中土学士文人撰写的佛学著作。关于这一点，汤用彤先生的<<牟子理惑论考》一文，已详细论证过，持此观点的还有孙诒让、伯希和等人，颇为可信。且把《理惑论》放在汉魏时代，或许更能突显《理惑论》在佛教思想史上的价值。盖因这一时期，正值佛教思想史上之一转变期，这一思想之迁变，始显于《理惑论》之中。
《理惑论》前有传记，后有跋，中有本论三十七章，本论采用问答的形式，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引起的种种疑难和批评，分别进行辩解。本文希望通过对《理惑论》中佛教义理发展方面的内容的探讨，能够展现出佛教在初传时期由方术而义理的重大转变。笔者认为，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对佛的理解、对佛道关系的认识及对名教纲常的看法。
1、对佛的理解
从《理惑论》的有关论述来看，汉魏时代的人们是按照中上上古的圣帝明王或者神人仙士来理解佛教的创始人和崇奉的最高对象的。
《理惑论》对佛的相关理解导致了中国佛教佛陀观的义理化转向，也开启了后世“神不灭论”的端绪。
《理惑论》中间难一方问曰： “何以正言佛，佛为何谓乎?”对这一问题，牟子一方面回答说：
“佛者，号谥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将佛当作一种尊称或谥号，就像传说中的三皇为“神”、五帝称“圣”一样。这些中国远古文明传说中的圣帝明王，不仅都是道德的楷模，而且也是功业的典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崇拜的对象，佛既然是与他们齐等的，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像崇拜他们一样崇拜佛。另一方面，牟子又说：
“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大能小，能方能圆，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刀不伤，在污不辱，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为佛。”将佛描述得极具神秘色彩和灵异意味，颇为类似《庄子》中所说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射姑山之神人。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历史上是实有其人的，因证悟了出世解脱的无上大道而被尊称为“佛”，即“觉悟者”。虽然印度佛教也有一些神通的内容，但一向不占重要的义。这样的译法，就从文字上乃至义理上将佛道沟通了起来。当然，牟子用道家的淡泊无为来理解佛教，以老子之道来比喻佛道，大概也受到了汉魏时期兴盛的玄学的影响。玄学崇尚老庄，主张淡泊无为，清谈之风盛行。魏晋佛教徒论佛，多袭玄学清谈，牟子援引老庄以申佛教意旨，或许也是时代精神之转换使然吧。
曹魏正始以后，玄学盛行，高僧大德以老庄玄学谈无说有的方式理解佛教的般若学假有性空的理论，产生了玄学化的六家七宗般若学，实际上是与玄学合流而为佛教。这种合流使佛教逐渐摆脱了神仙方术的影子，走上了注重义理的发展道路，从而正式登上中了国学思想的舞台。
3、对名教伦理的看法
佛教视人生为苦海，以追求出世解脱为目标，不仅有一套非常系统而精致的理论，而且还有一套可供进行持续实践的修行方法。佛教僧人要出离家室，不能娶妻生子，见人无跪拜之礼。所有这些都与传统的社会礼仪规范不相符合，因而有时不免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排斥和攻击，被斥为不忠不孝，违礼悖德。与中土伦理相协调是中国佛教契理契机发展的具体体现，这一倾向也由《理惑论》所影响。
儒家的伦理名教是中国宗法性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思想支柱，佛教要想在中土获得生根、发展的机会，就必须适应这一环境。佛教的这种适应往往采取两种方式，其一就是淡化自身与中土名教伦理相冲突的内容，不去刺激卫道士们的神经，避免招致无谓的攻讦：其二则是大力倡导佛教之中与儒家纲常名教相一致的内容，与儒家建立共同的话语基础，从而获得儒家内部有识之士的支持和帮助。相传是最早译经的《四十二章经》中就提出了“孝其二亲，二亲最神也。”这表明佛经中也有大力阐扬“孝道”的思想，可以与儒家的纲常名教协调一致。我们说，印度佛教中也有答奉父母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并不占主要地位。而孝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却是种种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一向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儒家经典《孝经》也具有了大经大法的地位，甚至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佛教也一向重视以孝的观点来阐释佛经，重视孝道，突出孝道，成为中国佛教伦理的一大特色。
通过对儒家纲常名教的适应，佛教的高僧大德将佛儒两者的关系协调到一个可以和平共处的状态，也将注重现世利益的精神注入了追求出世的佛教思想体系之中。随着佛教借魏晋玄学得以登上中国思想学术的舞台，逐渐站稳脚跟，广泛传播以后，佛教也逐渐从表层的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妥协发展为深层次的对儒家重视现世人生的人文精神、思想特点、思想方法的融合吸收。以后的佛教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总之，
《理惑论》的佛学思想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反映出了佛教初传时期的基本状况和佛学思想的变迁，许多关于佛教的重要问题都可以追述到《理惑论》。汉代佛学的方术化，扫除了一般百姓接受佛教的障碍，魏晋时期佛教的玄学化使佛学走进了上层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与中土名教纲常的协调也扫平了佛教立足中土的障碍，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佛教在汉魏之际正在经历着一种重大转向，这在《理惑论》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