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 莲
（接上期）
第五章
1、法雨启化
印光大师出家三十余年以来，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即名字都不愿人闻知。尝号“常惭愧僧”以自勉，此盖大师本佛之说，以“惭愧”为庄严之意，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也。
“然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纪元（1911），高鹤年居士前抵普陀与师会晤，并屈膝恭请开示。大师则曰：“六祖言‘于一切时，自净其心’，可能否？如其不然，不可沉空守寂，即须广学多闻，识自本心，达诸佛理，和光接物，无人无我，直至菩提云云。”
高氏临行携去大师论文四篇：一曰《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曰《宗教不宜混滥论》、三曰《佛教以孝为本论》、四曰《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陆续刊登于上海狄平子居士创办之《佛学丛报》。其第一篇，署名“常惭”，登于《丛报》第九期，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惭”；第三篇、第四篇，则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则于《丛报》第十期中登出。此四篇论文，可谓是印光大师初转法轮时的杰作。从此以后，则龙天推出，大放光明于寰宇。
《丛报》的发行，引来了诸多人士的青睐，大家虽不知“常惭”为何氏人也，但众皆叹服不已。特别是徐蔚如居士四处打听“常惭”“普陀僧”的下落，可依旧是没有消息，后来持文稿问谛闲法师，才知是普陀山法雨寺的印光法师。
大师《文钞》之前后出版流通因缘在《文钞续编·发刊序》中有明确的交代，如文云：
“宣统三年（1911），《上海佛学丛报》高鹤年屡为邮寄。见所载文字多合公道，间有涉政治而稍侧重者，窃恐人以此讥诮佛法，因用“云水僧常惭”之名寄书，祈其秉公立论，勿令美玉生瑕，编辑者并未寓目。后鹤年来山，为说所以。伊绐去数稿登报，署“常惭”名，绝无知者。
民国六年（1917），徐蔚如得与其友三信，印五千本，名《印光法师信稿》，送人。
七年（1918），搜罗二十余篇排于北京，名《印光法师文钞》。持其书来普陀求皈依，光令皈依谛公。
八年（1919），又印《续编》。
秋，其母殁于申寓。丧事毕，令商务印书馆合初、续为一部，作一册。
十二年（1923），光令商务馆另排《增订》本，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
十四年（1925），又令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仍作四册。
此后，无论何种文字，概不留稿：一免旷用施主钱财，一免徒刺明人慧眼。
十九年（1930），掩关苏报国寺，当家明道师令人偷钞。二十四年，彼去世，遂止。
二十六年（1937），避难灵岩山。钞者以其稿交当家妙真师，妙师又令于《半月刊》等报钞录。光知之势不能已，只好详校令排，满彼之愿。”
自民国十四年后，形成了《增广印光法师文钞》，乃至后来《续编》《三编》的流通于世，大放光明，普利群生，皆因徐居士的慧眼识真，尽力搜集，肇始之功不可埋没。
其实，自民国九年后，大师知《文钞》增印之势不可止，大师便亲自料理《文钞》的排印流通事，精心校对，直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的定稿。至于《印光法师文钞续编》，则有德森法师的辅助校对、料理。
特别要说明的是《印光法师文钞三编》的流通因缘，更为有意义，请看明学法师的《跋一》就一目了然了。其文如下：
“《印光大师文钞正、续》两编，先后刊印不下百十万部，流布国内外。民国二十九（一九四○年）印公生西后，诸山尊宿，海内知识，纷以大师文钞正续编未收之遗稿，录寄上海弘化社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后经罗鸿涛居士发心编辑印光大师外集，曾四次在《弘化月刊》发表征求遗著启事，经七年搜集，终于一九五○年印公生西十周年，即农历十一月初四日结集成册，请慧容法师楷书抄写，并承妙真和尚，德森老法师，窦存我居士审阅校勘。于一九五八春重新装订成十六册，又目录一册共十七册。因缘不凑，未能付梓，遂将此稿移交苏州灵岩山寺，由妙真和尚保存，珍藏于经楼。
十年浩劫，灵岩山寺频遭破坏。一九八O年元旦灵岩修复，明学于藏经楼清刻龙藏柜内发现此稿，完整无恙。劫后幸存，弥足珍贵，生大欢喜心，深感印公于常寂光中慈光加被所致。
明学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诣福建莆田广化寺谒见圆拙老法师，谈及此事拟付梓流通。即蒙圆老慈悲赞同，一九八九年间，圆老偕持德法师来灵岩山寺，将原稿赍回广化，著手付梓，并由圆老及数位热心居士等负责校对，得以圆满夙愿，嘉惠四众，灵岩山寺为纪念印光大师生西五十周年，曾重印增广，续编文钞，今又新印此编，时节因缘，甚为希有，不胜赞喜，谨为之记。灵岩山寺明学谨识（一九九○年十月一日）”。
2、《文钞》的影响
大师的《文钞》问世后，影响非同小可，不论是对当时，还是对后世，都起了很大的化育作用。《印光大师行业记》中叙说得颇为全面得体，今就摘录如下：
夫文以载道。师之《文钞》流通，而师之道化遂滂浃于海内。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发挥禅、净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徐氏《跋》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倾仰者矣。”故，当初徐居士特持书奉母：躬诣普陀，竭诚礼觐，恳求摄受，皈依座下。师犹坚持不许，指徐母子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观察时机，理难再却，故为各赐法名。此为师许人皈依之始，而《文钞》亦实为之缘起也。
师之为文，不独佛理精邃，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门经世之道不背于“净业三福”者，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师座之人，实不可以数计；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难枚举。然则，师之以文字摄化众生、利益世间有不可思议者矣！
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但念“时当叔季，世风日下，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故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此即莲池大师论辩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
因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之士咸乐亲近，致使叩关问道者亦多难胜数。且，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
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陶在东知事、会稽道黄涵之道尹，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賫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缁素欣羡，师则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3、与真达和尚结为莲友
大师的处俗莲友是“在家头陀”──高鹤年居士，彼此鸿来雁去，交往密切。在出家者中，与大师并称莲友的只有二位：一位是宁波观宗寺的谛闲法师，另外一位是普陀山三圣堂的真达和尚。除此之外，其余一切皆为学人辈，如太虚、弘一、明道、妙真、了然、德森等。
当时的印光大师，旨在导一切人以净土法门为归为己任，即便是对当时号称“禅师”的冶开和尚常有訾议，对杨仁山居士与谛闲法师亦不无间言。所以，与大师能称莲友的人，必须是以净土法门为恃怙的。曾作苏州报国寺关房题壁偈云：“虚度七十，来日无几；如囚赴市，步步近死。谢绝一切，专修净土；倘鉴愚诚，是真莲友！”
谛老与大师早年就认识，那真达和尚是怎么与大师相识的呢？
自从大师的《文钞》问世后，赢来了诸多人士的青睐。真达和尚出家在普陀山三圣堂，因彼此皆在关中潜修的缘故，一直未能晤面。
直至民国十年（1921）春，高氏自粤罗浮、杯渡山返归宁波，与印光大师同约至上海。因真达和尚一再嘱咐高氏，介绍印光大师到他的下院供养庵住，此庵即在今上海成都路，已不存在，那时叫太平寺。就此因缘，高氏便送大师至太平寺，二老得以相识。当时，真老送印老蜜枣、圆眼各两盒，大师则绝不敢受，并顶礼致谢。自此以后，大师则常来上海，专事弘化，随机说法，普利群生，皆住太平寺。真达老人专给大师另设有房间供养居住，凡事皆支持之。
真达和尚对印老弘法之支持，可谓是不遗余力。从上海弘化社的设立，到苏州报国寺闭关的供养居住，乃至灵岩道场的规模成备。真达上人一切皆听从印祖的指导，创建了苏州灵岩山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从此，二老便结下不解之莲友法缘。
大师在《文钞三编卷一·复真达老和尚书》中云：“光三四十年承兄照应，不胜感激。今晨精神陡疲，若将死者，因将上海各络索事大概交德森法师。过二句钟，又觉无甚关系，虽不即死，死也不免，不妨预为谈叙。光生性不喜多事，死了也同死一个平人一样，否则便是加光罪过矣。”
其实，印光大师比真达和尚年龄长，戒腊长，但亦以兄称之。
印光大师圆寂后，由真达和尚起龛、举火荼毗。其起龛法语云：
我师一生甘澹泊，从来古道教人行；绝不谈玄不演妙，专诚信愿事无生。
恭维 光公老人。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降生郃阳，童真习儒，体貌魁梧，天姿颖悟。初效程朱，已中其毒，屡经目眚，始知出俗。披缁南台，参方茹苦，息足红螺，潜心净土。道高德劭，龙天捧出，弘法灵岩，四众钦服。似优昙华，亿劫罕遇，果证无生，挺然归去。且道起龛一句又作么生？
咦！
五浊法缘今已毕，暂归安养再重来。
举火法语云：
自古色质从缘生，今日缘尽生还灭；生灭灭已是真我，者个真我无迁变。
恭维 印光我师莲座。老人处世，乘戒俱急，事理豁畅，堪拔众疑。法门几落，蒙师再继，三宝人天，皆大欢喜。分身秽土，庄严净地，广宣法泽，融通二谛。荷担如来，挽救末世，苦口丁宁，读之流涕。今日垂光，惊天动地，情与无情，等沾法利。且道举火一句再作么生？（火把打一○相云）
这焰只焚三有相，归来妙性一轮新。
4、与弘一法师的一段师徒盛缘
弘一法师以诗词家、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话剧家而出家，淡泊名利，云游四方，尽毕生精力研究、整理、重兴南山律宗。以华严为境界，以律宗为行持，以净土为归宿。他出家后，在当时之善知识中唯择印光大师为师，以大师之言行为自己之言行，以大师知见为自己之知己。
印光大师曾发愿，一不做寺院住持，二不收徒，三不募化。弘一法师为了能侧入大师门墙，曾多次上书请求，均遭到大师的婉言拒绝。后来，弘师于佛前燃臂香祈祷，终以诚心打动大师心扉，才得以入门亲近之。可大师并未给弘师另择法名，亦无师徒之名分，只尽师徒之义务，以莲友之盛缘情怀保持书信之往来。
关于拜师之事，弘师在《复王心湛居士书》中云：
“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然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情，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
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藕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孟由又属朽人‘当来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亦已承诺。他年参礼普陀时，必期成就此愿也。
率以裁复，未能悉宣。
一九二三年二月，温州。”
弘一法师在得到印光大师的允许后，则于一九二二年，从温州启程，前抵普陀山谒见印光大师。当时，大师在法雨寺藏经楼上住，前后共住七日，还为法雨常住挥笔写下了“法雨缤纷”之匾，至今亦悬挂于法雨寺三门前。弘师每日自晨至昏，一直守侯在大师房间，其大师之一言一行，皆蕴之于八识田中。直到大师圆寂后，弘师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期中讲述大师之盛德，题为《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其文如下：
“大师为近代之高僧，众所钦仰。其一生之盛德，非短时间所能叙述。今先略述大师之生平，次略举盛德四端，仅能于大师种种盛德中，粗陈其少分而已。
一、略述大师之生平
大师为陕西人。幼读儒书，二十一岁出家，三十三岁居普陀山，历二十年，人鲜知者。至一九一一年，师五十二岁时，始有人以师文隐名登入上海《佛学丛报》者。一九一七年，师五十七岁，乃有人刊其信稿一小册。至一九一八年，师五十八岁，即余出家之年，是年春，乃刊《文钞》，刊一册，世遂稍有知师名者。以后续刊文钞二册，又增为四册，于是知名者渐众。有通信问法者，有亲至普陀参礼者。一九三○年，师七十岁，移居苏州报国寺。此后十年，为弘法最盛之时期。一九三七年，战事起，乃移灵岩山，遂兴念佛之大道场。一九四○年十一月初四日生西。生平不求名誉，他人有作文赞扬师德者，辄痛斥之。不贪蓄财物，他人供养钱财者至多。师以印佛书流通，或救济灾难等。一生不畜剃度弟子，而全国僧众多钦服其教化。一生不任寺中住持监院等职，而全国寺院多蒙其护法，各处寺房或寺产，有受人占夺者，师必为尽力设法以保全之。故综观师之一生而言，在师自己决不求名利恭敬，而于实际上能令一切众生皆受莫大之利益。
二、略举盛德之四端
大师盛德至多，今且举常人之力所能随学者四端，略说述之。因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
甲、习劳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一九二四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的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乙、惜福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一九二四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碱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它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丙、注重因果
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大师无论见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丁、专心念佛
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大师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
以上所述，因时间短促，未能详尽，然即此亦可略见大师盛德之一斑。若欲详知，有上海出版之《印光大师永思集》，泉州各寺当有存者，可以借阅。今日所讲者止此。”
当然，除此之外，于民国十六年（1927）岁次丁卯农历八月二十日，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等，宴请弘师于上海功德林素食馆。饭后，弘师便约同人前去太平寺拜谒大师。叶作家后来还写了篇题为《二法师》的文章，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谒见的情景。一位朴厚如山，一位清澈似水。
弘师虽则只与印光大师有两面之交，可印光大师对弘一法师的影响非同凡响。无论是在佛学上的抉疑，还是在修持上的策警，或是在书法等方面的造诣，都受过印光大师的一一指点，弘师亦是拳拳服膺。
在大师《文钞·增广三编》中，共收录了印光大师复弘一法师的五封书信，须者检阅，此不繁赘。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