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浅谈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之关联

果 明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渐渐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产生了异曲同工之处;佛教以戒律来约束学佛之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儒家以三纲五常做为为人处事的基础;佛教把五戒做为做人的根本,儒家把五常当作做人的准则。因此佛教五戒与儒家五常密不可分。

  前言

  在两千多年前的印度,诞生了一位圣人,后人称为佛陀,因他的学说和他所创立的教派都影响了世人,所以人们把他的教派称为佛教。同样,两千多年的中国也出现了一位圣人,与佛陀一样,他的学说和教派也影响了世人,人们把他的教派称为儒教。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历史的不断演变,人们慢慢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这也是佛教能够融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1、佛教的“不杀生戒”与儒家的“仁”

  人类文明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都是时代忧患意识的表达,孔子和佛陀的思想亦不例外。生在战乱时期的佛陀和孔子,面对世事的无常和生命的短暂,他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孔子提出的是“仁”,而佛陀提出的是“不杀生戒”。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具核心价值的思想理念,其他如“礼”、 “义”、 “信”、“忠”、 “孝”、

  “恕”等等,则是从不同角度和认识层面对“仁”的阐释与发挥。在孔子那里“仁”不仅是最高的理论道德范畴,也是最高的政治理想追求。从历史演变和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孔子“仁”的观点还有“仁慈”

  “仁爱”

  “仁义”等多种观念,而在这多种观念当中,我认为孔子“仁慈”与“仁爱”又是可以相通的,因此可以说“仁慈”便是“仁爱”。儒家的著作《论语》中曾多次提到“仁爱”二字,如《论语·颜渊篇》中说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又如《论语·学而篇》中说到“泛爱众,而亲仁”等,可见“仁”的重要性,大到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小到与人交往、为人处事,都有用处。君王若能以仁爱之心来治理国家,那国家必定繁荣富强,人民必定能安居乐业;而人与人之间若能以仁爱相对,那么就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以宽大之心对人便可谓仁,本着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心态便可谓爱,和此二义可称之为“仁爱”。

  在佛教思想当中,佛陀提出了不杀生戒,与儒家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仁只是一个总的面上的概括,并没有集中到某一点上来加以说明;而佛教则集中到了“不杀生”这个点上加以详细的说明。杀生是非常严重的罪业,佛教就针对这一点而提出了众生都应具慈悲之心,所谓慈悲,慈是子乐,悲是拔苦,而不杀生就是最大的慈悲,既能与自己乐又能拔他人苦,这也是儒家所讲的最大的仁爱。试想如果世间众生都不杀生的话,那么世界就不会有战争,没有战争自然就少了生离死别,这就是人间最大的仁爱。如果世间主人不断造各种杀业,那世界就不会安宁,又何来仁爱可言?

  佛陀告诫我们,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众生都具有强烈的求生愿望,都爱惜自己的生命。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每一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当我们活着的时候都应有安全感,这是人权最基本的要求。而要想安全得到根本的保障,只有持“不杀生戒”。因此可见不杀生与仁爱的关系之密切。

  2、佛教的“不偷盗戒”与儒家的“义”

  在儒家思想当中,孔子主张“杀生成仁”,孟子提倡“舍生取义”。在儒家思想当中,他们认为义比生命更重要,可见义在儒家思想当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人活着就要为“义”而奋斗,因此儒家要求无论做事也好,做人也好都要讲“义”,而这“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道义,仁义,义气”等等,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得最多的自然是义气。

  义的反面就是不义,何为不义,儒家认为苟且偷生,逃避责任实为第一大不义;其次还有出卖他人,盗取不义之财也实为不义。确实这些都属于不义,一个人无论做事也好,做人也好,

  自然都不能缺少一个“义”字,应把“义”字当先,这样才会对得起他人,也对得起自己。然而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去获取不义之财,那是更不义之行为,比如:盗、抢等。我们做人要讲究一个“义”字,自然这些都不该去做。

  佛教的不偷盗戒与儒家的“义”有所不同。早期佛教认为偷盗乃是最不义之事。既损害他人利益,又使他人生起瞠恨之心。因此佛教在《四分律》中就明确地列出了六个犯盗戒的根本条件曰:

  “复有六种不与取波罗夷:白手取、看取、遣人取、若重物、盗心、举离本处,非己物非己物想有六种亦如是。是为六种取,得波罗夷。”由此我们可见佛教偷盗戒之严厉,不但在行为上明确禁止,就连在思想上起盗心也是不可犯的。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佛教的不偷盗戒与儒家所讲的“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3、佛教的“不邪淫戒”与儒家的“礼”

  《论语》有言: “子曰: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蕙,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等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由孔子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礼”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在这段话中孔子不但指出了生活中缺少“礼”的后果,还教育我们作为一个君子应如何来行“礼”。所谓“礼”者,也就是“礼仪”、“礼貌”之义,又可作“道理”来解释,也就是说讲礼也可以认为是讲道理,那讲道理自然也就是讲礼,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连道理都不讲了,

  自然也是不讲礼的了。相反,一个讲道理的人,

  自然也是一个懂“礼”的人。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了“礼”,那就无法治理:一个人如果缺少了“礼”的话,那与禽兽也没有多大区别了。所以儒家认为无论做事也好,做人也好,治国也好,都要讲究一个“礼”字。

  佛门四众弟子,有出家在家之分,出家者戒淫,在家者只戒邪淫。由此佛陀制定了“不邪淫”戒。在《大智度论》就谈到了:“除己妻外,余诸男女鬼神畜生可得淫者,悉是邪淫。”

  由此可见,佛对戒淫欲之重视,从佛教的不邪淫戒,我们就能看出佛教与儒家一样是重“礼”的,所不同的就是儒家所讲的“礼”比较全面,理论性较强,而佛教的“礼”则讲得比较细致,他落实到了修道之人的生活当中去了。佛教所提倡的是既为修道之人,就要身、口、意三业清净,方可证道,如若这三点都不清净的话,又如何能修道呢?行淫,既损害身体,又妨碍修道,还有违伦理道德,所以佛教坚决禁止犯邪淫戒,这也是佛教重“礼”的一种积极表现。

  4、佛教的“不妄语戒”与儒家的“信”

  在儒家思想之中,除了对前四种思想重视之外,对“信”的思想也同样重视。此“信”乃是“诚信”之义,自古以来儒家就把“诚实守信”作为他们大力倡导的传统美德。诚者,真实无欺之谓也:信者,守信而不食其言之谓也。

  “诚信”合起来,就是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做到真诚实在,不失信誉。

  “诚”与“信”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诚中有信,信中有诚。不诚则不可信:信必见其诚,故隋朝的王通说: “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宋朝的程颢也说:

  “诚则信矣,信则诚矣。”孔子在教育他的学生时把诚信看得尤其重要,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诚信,他将会失去一切,因此,诚信也是做人的关键所在。

  佛教与儒家有着相同的观点,认为“诚信”是尤为重要的,但与儒家所不同的是儒家一开始就要求很广泛,而佛教则是从最基本的说话讲诚信开始,

  由此佛教便制定了“不妄语戒”,由“不妄语戒”我们也可以看出佛教对“诚信”的重视。 《舍利弗阿毗昙论》有:

  “若不见言见,见言不见;不闻言闻,闻言不闻;不觉言觉,觉言不觉;不识言识,识言不识。是名八非圣语。”意思就是说,说虚妄不实的话,便是妄语,佛教还认为妄语并不单单是指说虚妄不实的话,其中绮语、两舌、恶口都认为是妄语。

  5、佛教的“不饮酒戒”与儒家的“智”

  儒家不但讲“礼”,同样重视“智”,所以儒家出了很多有智慧的人,例如孔子、孟子及他们的诸多弟子,都是学识渊博的圣人。这里所讲的智,便是智慧之义,在世俗人眼中认为智慧便是聪敏,有智慧的人便是聪敏的人,那要怎么样才可称得上聪敏人呢?按照世俗的理解,我们可以理解为知识渊博的人,便是聪敏人,因此我们也可以根据世俗的理解,把“智”理解成“知”,由此智慧便是知识,这是根据世俗来理解的。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智慧并非是理解成“有知识”那么简单,而有知识却是智慧的第一步。因此,孔子就把“求知”看得非常重要,如何才能求得知识,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方可求得知识,因此孔子在学习方面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例如:积久成学,学无常师,不迁怒,不贰过,不耻下问,注重文化,学为基础,只可意会,学无止境,学而不厌等观点,而这些都成为了后人如何学习、如何求知的一种方法。

  儒家对“智”的表现大部分以学习、实践为主,而佛教对“智”的表现却是大部分以生活为主,

  由此佛教便制定了“不饮酒戒”,这就是佛教在生活上对“智”的一种明显的表现。酒在一般世人眼中看起来是好东西,但在佛教却认为是坏东西,佛教的修行者讲究三业清净才能证道,而饮酒者不但伤及身体,而且会使三业不清净,重者会酒后乱性,做出一些有违道德的事,会严重妨碍修道,属于一种极不“智”的行为,因此佛教坚决要求持不饮酒戒。

  结语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盛行,能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思想,他们都劝世人向善,少造恶业。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就是最集中的体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都能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只是他们的分工不同,儒家是在思想上教育人们向善,佛教是在生活行为上规范人们不造恶业,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因此五戒、五常都是不可缺少的。

2010年第2期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Copyright 2010 @ 苏州寒山寺 All rights reserved. 苏ICP备050108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