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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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僧伽改革中统一佛教组织的探索

冯永昌

  太虚大师是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的先驱,毕生致力于推进中国佛教的改进运动。在整理僧伽制度的实践中,他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佛教组织,希望整合分散的佛教力量,实现中国佛教的振兴。太虚佛教改革有其思想来源和渐进的实践过程,大师统一僧伽弘扬佛法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

  太虚大师(1889—1947年)是近代中国佛教改革的先驱,是佛教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高僧。大师毕生致力于推进中国佛教的改进运动,提出并实践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理论。1940年,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中,大师总结了自己佛教改进运动的经过,认为“以关于僧众寺院制度在理论和事实上的改进为最重要”,“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中所养成和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的实践中,致力于建设统一的佛教组织,希望整合分散的佛教力量,实现中国佛教的振兴。下面,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大师建设统一的佛教组织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过程。

  一、思想来源和进行前奏

  太虚大师将自己进行佛教改进运动的历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民国三年(1914年),即十九岁至二十六岁。在此之前,太虚还只是致力于佛学和参禅悟道。后来遇到在杭州办僧学校的华山法师,开始接受新的思想。1917年,太虚在告徒众书中总结了自己思想的来源:

  余在民国纪元前四年起,受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孙中山、章太炎《民报》,及章之《告佛子书》、《告白衣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佛教与群治关系》,又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各种影响,及本其得于禅与般若,天台之佛学,尝有一期做激昂之佛教革新运动。

  其实这时的形势本身已经不允许太虚再闭门研究佛学了。晚清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强瓜分中国的局势之下,即使是僧人也无法置身世外。1908年,清廷效法日本开始维新变法,其中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各类新型学校。但是由于国力空虚,当局往往借口经费无从筹措,占僧寺,提僧产,用以发展新式教育。杭州一些寺庙见自己无力保护寺产,在日本僧人引诱下投入日本真宗怀抱。光绪帝在无奈之下,下诏保护佛教,同时要求僧众自办教育。一方面勒令杭州三十六寺退出日本真言宗,另一方面准许办僧教育会保护寺产。北京释觉先、杭州释松风首先创办,全国各地的寺庙为了保护教产,也纷纷组织起僧教育会来。

  太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开始了自己佛教改革运动的进程。他先是参加了宁波八指头陀寄禅长老组织的僧教育会,并参加江苏僧教育会筹办全省僧师范学校。其后一年,又到杨曾文创办的只洹精舍学习。1910年,太虚应邀到广州创办全省僧教育会,于广州狮子林组织佛学精舍。其间,他与革命党人来往甚密,思想上也受了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很大的影响,他关于佛教改进的思想开始形成,即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复兴颓废的佛教。黄花岗起义后,太虚因同情革命作《吊黄花岗诗》受到影响,结束在广东的佛教事业,回到了上海、浙江。太虚回到浙江后,为应对各地占用庙产风潮,江浙等省佛教徒公推敬安法师入京请政府保护寺产。太虚与上海《神州日报》主笔汪德源共同起草了《振兴佛教计划书》。虽然由于辛亥革命爆发,计划中止,太虚整合佛教力量,振兴佛教的计划已经有了进行的前奏。

  二、初次实践——佛教协进会

  辛亥革命后,从帝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佛教力图振兴,各地教徒分头发起了一些佛教组织。如李翊灼、欧阳渐、桂念祖、黎端甫等七人发起佛教会,撰写佛教会缘起及说明书进呈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对佛教会复函表示赞同:

  敬复者:顷奉公函暨佛教会大纲及其余二件均悉。贵会揭宏佛教提振戒乘、融摄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甄择进行,以求世界永久和平及众生完全幸福为宗旨,道衰久矣!得诸君子阐微索隐,补弊救偏,既畅宗风,亦裨世道,曷胜赞叹!近时各国政教之分甚严,在教徒苦心修持不干预政治,而在国家尽力保护稍不吝惜,此种美风最可效法。民国约法第五条第一项载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条文虽简,含义甚弘,是贵会所要求者,尽为约法所容许;凡承乏公仆者,皆当体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贵会大纲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条件亦一并附发。复问道安!孙文谨启。

  1912年元月,太虚在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在毗卢寺设立筹备处。镇江僧师范学校仁山法师参与发起,并建议会址设在南京毗卢寺,成立大会则在镇江金山寺举行。太虚因此事谒见临时总统孙中山,并获得嘉许。

  二月,佛教协进会成立大会在金山寺举行,会员及诸山长老约有六七百人,长江南北寺主与会颇多。太虚报告筹备经过,并宣读通过章程。但是由于仁山领导的僧师范与扬、镇诸山长老存在矛盾,仁山随后做演说时,当场有扬州长老僧寄山严厉驳斥,几乎爆发全面冲突。会后,太虚回南京毗卢寺策划全国会务,仁山留镇江开办学校。不久,寺职霜亭率工役三四十人殴伤仁山等人,佛教协进会陷于停顿。

  同月,南京陆军部派王虚亭向江浙诸山筹饷,诸山长老于上海留云寺商议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并商请太虚将佛教协进会合并。四月,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上海静安寺,推敬安为会长,原有僧教育会改为支部,陆续成立各省支部二十二个,各县分部四百余个。总会办有《佛教月报》,由太虚负责主编。

  十二月,敬安为保护寺产进京请愿。次年元月,内政部主管宗教的礼俗司司长杜某分寺产为布施等三种,主张收归公有。敬安与之争辩,竟遭庸吏喝斥,一代高僧含恨而逝。二月在上海召开的敬安大师追悼会上,太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太虚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认为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问题上的探讨,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二、教制的革命: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三、教产的革命:要使佛教寺院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有,打破剃派、法派继承私有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才及兴办教务之用。

  敬安圆寂后,中华佛教总会陷于停滞。太虚因《佛教月刊》停刊,会务无法进行,遂赴浙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太虚“对于西洋的学说以及自己以佛法救世的力量发生怀疑,觉到如此的荒废光阴下去,甚不值得”。10月,太虚闭关于普陀山,佛教改进运动告一段落,大师整合全国佛教力量的努力也暂时停滞。佛教协进会与中华佛教总会可以说是太虚改进佛教、试图统合佛教力量的初次实践。

  三、改革理论——整理僧伽制度论

  太虚佛教运动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14年至1928年,即大师二十六岁至四十一岁。这一时期,太虚的主要工作是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研究、佛寺整理和学院的创建。在他的佛教改进运动中,僧伽制度改革地位最重,他自己也说,“余则志在整理僧伽,行在瑜伽菩萨戒本”。

  太虚大师在普陀锡麟禅院闭关三年,除精心研究佛学,综合成与从前迥然不同的思想体系外,对佛教改进运动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为了树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他精心钻研教理、教史,于1915年11月写成了《整理僧伽制度论》和较为简略的《人乘正法论》。前者是太虚大师佛教改进运动的理论集成。

  《整理僧伽制度论》的中心思想是对出家僧团生活加以严密整理,使其适应时代发展,建立合理化的现代组织和真正住持佛教的僧团。太虚认为中国的隋唐间僧伽律仪演变成丛林和小庙的僧制,但是这样的僧制只适合于帝制时代。而且在这样的僧制下,佛教已经逐渐消沉,至清朝末年,更是佛教最衰颓的时期。辛亥革命成功,政治制度改革,佛教的僧伽制度也应该加以适时的改变,从而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佛教,这就是太虚作《僧伽制度论》的动机。他当时的佛教改进运动的目的有二:一方面是加强在家佛教徒的联系;另一方面是致力于提高僧伽地位。

  全论共分四个部分:

  1、僧依品。所谓僧依,即依僧建立,论证了佛教要坚持以僧伽为主体。关于住持佛教僧伽,要经过一个严格的长期训练,养成高尚、优美、完善的德学。以佛法为修学实习的中心,旁参以近代的思想学说,真正代表佛教的精神去救世救人。太虚的计划是要全国的僧众,每个都有真正住持佛教的资格,使人们崇仰为导师。

  2、宗依品。所谓宗依,指各宗派的教义不同,制度当然允许有所差别。全国佛教,统以隋唐八宗为据,小乘附焉。“务使八十万僧伽,皆不出于八宗之一;始从八,最初方便学,门门入道,终成一,圆融无碍行,头头是道”。太虚认为大乘八宗各有殊胜而无不究竟,应不分门户之见平等对待,以大乘入世思想融贯各宗。这一平等性思想为僧伽制度整理解决了各宗地位问题。

  3、整理制度品。太虚按中国旧有行政划分,按国、省、道、县四级配置布教所,在国都设立佛教本部总机关,省县各设分机构。这可以看作太虚统一全国佛教组织的蓝图。此外,还借鉴天主教模式设立医院、仁婴院、慈儿院等公益机构,对教团、教籍、教产、教规等也各有规定。

  4、筹备进行品。要达到革新目的,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期,太虚计划分为三期,共15年。达到政府取消《寺庙管理条例》、承认以政教分离为原则的佛教建立暂行大纲的目标,并进而整理僧伽内部,最终建立组织统一、自主管理的僧团。

  此外,论中还附有佛教正信会的纲要。僧伽制度的整理是改组出家教徒,正信会纲要则是组织在家佛教徒。《整理僧伽制度论》集中体现了太虚——生从事佛教改进运动的理念,此后的各项改革意见,均由此基础演变而成。其后,太虚到日本考察佛教,发现日本佛教与《僧伽制度论》有很多吻合之处。而且大师自觉佛法僧团组织的严密远比日本松散的佛教联合会完善,有其分宗的长处,无其分散力量的短处,从而进一步坚定了建立统一佛教组织的信念。

  四、改革实践——僧寺改革与僧才培养

  由日本考察回国后,太虚开始在普陀山宣讲佛学,后又到上海创办觉社,进行宣传工作;同时又随时开会、宣讲佛学,大师的佛教改进运动开始复活起来。这一时期的改进运动主要集中在僧寺改革与僧才培养上面,这也是《整理僧伽制度论》筹备进行品中第一阶段的重要实践。

  自1918年在普陀山讲学、上海创办觉社后三年间,太虚先后在武汉、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讲经或讲学,做宣传发动工作。在太虚等人提倡下,各地都有佛教讲学会、讲经会和佛教团体组织出现。但是,太虚并没有忘记另一项重要工作一一僧寺制度改革。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佛教组织和僧众团体,改革的实践只能从个案入手一一选择一个寺院先行整理。

  1921年3月,太虚接任杭州净慈寺住持,试图建设成为着手改革的根据地。在初到的数月间,他殚精竭虑进行内部整理,力图把净慈寺建为新型禅林,并筹建永明精舍作为培育僧才的地方。可惜太虚的整理运动引起了杭州诸山旧僧的忌妒与仇视,挑起了一场诉讼。由于同情太虚改革的力量与守旧派相持不下,尽管11月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颁赐太虚“南屏正觉”匾,并派人送至净慈寺以示支持,太虚仍然觉得这种争斗徒耗精神,遂于次年5月辞去教职,实际改革遇到障碍。

  太虚在与杭州旧僧相持之时,已经痛感造就改革人才的重要,深知改进佛教须先培养基本干部人才。1922年到武汉讲经时,在李开优、汤芗铭、胡瑞霖等人援助下创建武昌佛学院。学院课程参考了日本佛教大学,同时取法丛林规制开设管理课程。第一期的任务是培养师范人才,毕业后,出家的整理僧伽制度,分赴各地进行改进僧寺和办僧教育工作;在家的则依照人乘正法论去组织佛教正信会,推广人间佛教。第二期的计划是专招出家僧众,按照律仪加以训练,把佛学院建设成为新的僧寺。学院的创建是改进佛教理论的进一步实施,也是改进僧制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武昌佛学院成立后,各地纷纷效仿。8月,常惺在安徽筹建迎江佛学院,太虚前往讲法。太虚一系的人又陆续开办了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秉承了大师培养改革僧才的意旨。1923年,张宗载、宁达蕴等人在北京出版《佛化新青年》刊物,改组新佛教青年会为佛化青年会,奉太虚为导师,在各地推行佛化新青年运动。

  除在武昌佛学院讲学外,太虚积极到各地讲学发动。1922年8月赴安徽,12月至长沙;1923年1月,赴宜昌并往返枝江、沙市等地,说法授皈殊胜:3月黄陂县知事谢建先办佛教小学并请大师讲法;4月汉口佛教会成立宣教讲习所,太虚任所长;7月,赴庐山东林寺举行暑期佛学讲习会;8月汉阳水警厅请太虚演讲,并成立汉阳佛化演讲团……随着太虚在各地讲学发动,各地的改革人才培养迅速发展起来,为此后佛教改进运动的开展准备了干部基础。

  五、统一组织——中国佛教会

  1924年庐山世界佛教联合会会议后,太虚感慨于政局不稳,调整了自己世界佛教运动的思路。尝试从世界做起,准备以佛教真理去感化世界人心,感化有思想有学问的领袖,改变他们做人立国的道路,解除世界纷乱的因素,取得真正的世界和平,从而达到中国安宁、佛教昌明的目的。1924年8月世界佛教联合会立案,并先筹设中华佛教联合会。次年3月,太虚任筹备主任,中华佛教联合会呈北洋政府内政部备案。

  1928年5月,风传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制定《寺庙管理条例》21条,大有把庙产全部充办社会公益的趋势。浙江大学教授邰爽秋制定具体方案并提交全国教育会议。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四小题为:(一)、打倒僧阀;(二)、解放僧众;(三)、划拨寺产;(四)、振兴教育。太虚修正为:(一)、革除弊制;(二)、改善僧行;(三)整理寺产;(四)、振兴佛教。太虚痛感非统一佛教组织、整合佛教力量、革除弊制无法保护教产,更遑论振兴佛教。

  1928年6月,太虚大师谒见蒋介石,谋求建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其后又会见当局多人,以蔡元培先生等认为宗教自由、政府不宜提倡故,改为先设佛学会,该会实包含学会教会两种性质。7月28日,大师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并由国民政府代主席李烈均邀请在毗卢寺讲授《佛陀学纲》三日。同时,太虚在毗卢寺发起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发表《恭告全国僧界文》。大师为护法多次撰文、请愿及与南京政府有关部门交涉。

  8月,中国佛学会筹备处在毗卢寺召开筹备会,各地与会代表23人,议决事项如下:(一)、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二)、以全国各省区佛教代表名义向五中全会请愿;(三)、筹办旬刊定名《中国佛学》:(四)、筹办佛教工作僧众训练班:(五)、筹划经费。

  佛学会会务初步理顺后,太虚即返沪准备出访欧美。8月11日至次年4月29日,经香港、越南、新加坡、斯里兰卡、科伦坡、开罗等地,访问法、英、比、德、美等国。所至各地,多有演讲,并联络各国东方学者、佛教徒筹备世界佛学苑。

  正当太虚在欧美宣讲世界佛教运动之时,国内又一次爆发毁教风潮。1929年1月,内政部颁布《寺庙管理条例》21条,河南、甘肃、陕西等省当局强封佛教寺院、没收财产、驱逐僧人,佛教的存亡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在南京毗卢寺代办中国佛学会的谢建、黄忏华等人联合上海的江浙佛教联合会,商议火速组织中国佛教会以应对危机。

  1929年4月12日,第一次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召开,决议推太虚、圆瑛等36人为执行委员,班禅、印光等12人为监察委员。并请政府设立宗教委员会,废止《寺庙管理条例》。会议议定会章16条,规定:“中国佛教会由中华民国全体佛教徒组织之”,为出家在家教徒共同的组织。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主要任务是:“举办慈善公益”、“普及平民教育”、“提倡农工事业”、“设立各种研究所”、“宣传佛教”、“整理教规”等。中国佛教会设会所于南京毗卢寺,总办事处于上海觉园。;6月3日,太虚参加了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执、监委联席会议,会议推选太虚等9人为执委常委,并通过《各县省佛教会组织大纲》16条。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国的佛教终于有了统一的全国性组织。

  中国佛教会成立后,常设机关于南京毗卢寺,并每年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直至抗战爆发。在此期间,虽有合爽秋等人组织“庙产兴学促进会”、国民党中央改组人民团体组织案、全国教育会“庙产兴学案”,由于中国佛教形成合力,中国佛教会据理力争,全国教产仍得保全。

  太虚大师统一全国佛教组织的努力至此初见成效。

  六、余绪

  抗战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全力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号召全体佛教徒共赴国难。先后组织僧侣救护队、“一元钱救国运动”、佛教医院和收容所等,为抗日救国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太虚法师的佛教改进思想因环境限制,后来发展“菩萨学处”等。但中国佛教会在他的整个计划中依然处于核心地位(见附图)。

  太虚大师以毕生精力推进佛教改进运动,积极整合分散的佛教力量,为建立统一的全国性佛教组织倾注了大量心血,最终促成了中国佛教会的建立与发展,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

  大师精神永存!

  参考文献:

  [1]太虚《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黄夏年:《太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尘空:《民国佛教年纪》,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86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1978年。

  [3]太虚:《我的宗教经验》,黄夏年:《太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太虚:《志行自述》,印顺:《太虚大师全书》第9编第33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

  [5]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6]邓子美,陈卫华:《麾下一代新僧一一太虚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7]吴平:《上海近代佛教组织综论》,《寒山寺佛学》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8]王永会:《中国佛教僧团发展及其管理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

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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