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谱成
唐宣宗李忱在唐代佛教史上是一位有影响、有贡献的人物，但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为了研究佛教的发展和佛教的社会作用，十分有必要根据资料对唐宣宗李忱进行研究和客观分析，特别是佛教对其思想和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佛教对唐宣宗李忱的影响，以及李忱亲佛向佛的回报行为进行研究，以说明佛教的社会影响和作用。
唐宣宗李忱(810-859年)在我国历史上也属于有所作为和建树的帝王，在唐代的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因为他生活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中，又是一位较为复杂和矛盾的人物，如究其思想根源，却一言难尽。本文只想从佛教思想和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对唐宣宗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唐宣宗即位之后，许多的行为都受到佛教思想的支配，同时他对佛教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得佛教在唐武宗李炎会昌五年(845年)灭佛后得到迅速的发展。
一、唐宣宗李忱的佛教因缘
李忱由于身世的卑微和生活环境的逼迫，使他的前半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所以有“，哈幼时，宫中皆以为不慧。太和以后，益自韬匿，居游处，未尝发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诱其言以为戏笑，上性豪迈，尤所不礼。”[1]这里的“上”是指武宗李炎，可知李忱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在《旧唐书·唐宣宗本纪》中也记载了宣宗即位前为了避祸，假装痴呆，文宗、武宗常常在宴会上经常对他调侃，把他当作笑料。武宗气盛，对他更加傲慢无礼。接着又说：“宣宗皇帝器识深远，久历艰难，备知民间疾苦。”这“久历艰难，备知民间疾苦”，就暗示了他为避难而流落民间。还有《中朝故事》、《北梦琐言》及宋陆游《避暑漫钞》等书中也记载了李忱在即位前，潜逃到江南遁入空门的事实。五代末，宋初时僧人赞宁《宋高僧传·
唐杭州盐官
海昌院齐安
传》记载得
更为详细，
有“安默识帝。遂令维那高位安置。礼殊他等。”说李忱遭到武宗李炎的打杀而逃出宫，曾云游到浙江盐官的安国寺，安国寺的住持齐安也是唐室宗亲，是当时海门郡的高僧，他慧眼识珠，收留了李忱。
齐安禅师收留李忱的这件事，后来的宋朝大诗人苏东坡游览盐官时写了四首绝句，其中之一是《《匕寺悟空禅师塔》，诗曰：
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
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2]
这首诗还有一个题注：“名齐安，宣宗微时，师知其非凡人。”这是苏东坡在解释悟空禅师塔，因为李忱即位后，就想报齐安禅师的知遇之恩，要迎接进京，但却“闻安已终，怆悼久之，敕谥大师曰悟空。乃以御诗追悼”(《宋高僧传·唐杭州盐官海昌院齐安传》)。苏在这里也承认这一事实，并发出“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的感慨。
流传最广的是李忱向大禅师黄檗希运(765—850年)问法的公案和瀑布联句的轶事。这也是李忱与佛门之间的渊源。据圆悟克勤《碧岩录》(卷二第十一则)和黄檗希运《黄檗宛陵录》记载：说黄檗希运禅师来到盐官说法，李忱正在齐安座下，并担任那次法会的记录。黄檗一日下堂，李忱碰到他便问：“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礼拜当何所求。”黄檗回答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众求，常礼如是。”李忱说：“用礼何为。”黄檗便用手打他。李忱说：“太粗生。”黄檗却说：“这里是什么地方，说粗说细。”檗又打他。黄檗希运的禅法就是“唯有一心，更无别法”、“无心、无求与见性成佛”。[1]此处黄檗希运所说“常礼如是”即是“此法即心，心外无法；此心即法，法外无心。”但李忱因机缘未到，不可能理解，因此遭打。
瀑布联句应该是李忱离开齐安禅师而云游他方。据《碧岩录》载，后投香岩智闲(810-898年)门下。香岩智闲与李忱一次来到江西庐山，当看到庐山的瀑布时，智闲心情激动而不自制，最终吟出两句诗来，其诗曰：“穿云透石不辞劳，地远方知出处高。”智闲吟出这两句后，下面的文思没有上来，当时站在那里沉思，也许智闲故意没有下文，想试探一下李忱的才华。李忱在庐山瀑布面前，同样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不由自主地吟出“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智闲一听，就知他不是寻常之人。但在《黄檗万福禅诗志》中，说李忱与黄檗希运禅师游江西百丈山，观瀑布联句，意思都差不多，只是诗句稍有改动，地点在庐山、百丈山，人物在香岩智闲与黄檗希运之间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李忱与佛门的关系。我倾向百丈山的地点，因为在唐朝，江西的百丈山是有名的佛教丛林，当时湖南有南岳，江西有宜春、百丈，人们在江西与湖南两地来回奔走，所以有“走江湖”之说。而人物我倾向于香岩智闲，因智闲与他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应该是相投的，说话也就随便，因此才有这样的一段联句趣话。《禅宗宗派源流》也说：“宣宗由于有这一段学佛因缘，其后复兴佛教也就不奇怪了。”[3]同时根据《全唐诗》(卷四之二十四首)、《豫章书》和奉新旧志记载，唐宣宗为避武宗之祸，确实到过奉新县的百丈寺，还留下了一首《百丈山》的诗。诗曰：
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
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常在掌中看。
仙花不问三春秀，灵境无时六月寒。
惟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
从这诗中可以看出，李忱与佛结缘已深，诗中透出不食人间烟火，参透禅机，堪破生死的境界。特别是“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常在掌中看”，气度非凡，意境深远，真是人间绝唱，至今大家吟诵再三。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唐宣宗李忱在即位前的艰难经历，他得以深入民间，接触佛教，体验佛法，这些佛教思想和禅宗理念对他以后的施政产生巨大的影响，使他在会昌法难之后，振兴佛教，把唐代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二、唐宣宗李忱对当时佛教的贡献
唐宣宗即位是在会昌六年(846年)，也就是说会昌法难的次年。当时佛教受到全面的压制和摧毁，特别是京城的寺院，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据载：
7月，敕并省天下佛寺，其余僧尼及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8月，凡天下毁寺四千六百区，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大秦穆护袄僧三千余，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4]
当时的佛教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只有在偏僻山林，依靠自给自足的寺院，尚可生存，但也得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唐宣宗李忱当政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改善佛教生存环境，使佛教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他对佛教的了解，因此不盲目崇佛，而是根据社会实际情况，有理智地营造佛教生存空间，让佛教在社会中起到积极的作用。他第一条政令是在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颁布，诏曰：
应会昌五年所废寺，有僧能营葺者，听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5]
诏书上说，在会昌五年所毁坏的寺院，僧尼自己有能力营建或修补的话，就让他们自己去干吧，官方不得阻止和干预。虽然只有这么一句话，但使僧尼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环境，不用再东躲西藏，同时暗示了寺院可以恢复，佛法活动也就可以正常开展。僧尼在唐宣宗这一政策下，依靠民间的力量，大力恢复在会昌五年所破坏的寺院，开展各种佛法活动，慢慢地又恢复会昌五年前的局面。一些向佛在位的朝廷大官也光明正大地出面支持佛教，如当时任湖南观察使的裴休(791-864年)，就对灵佑恢复湖南大沩山道场出了不少的力。但修建寺院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资金财物，给人民和当时政府带来负担，因此，如何控制这种局面的发展，采取什么样的佛教政策，这也是对唐宣宗的考验。唐宣宗在这个问题上是明智的，他虽然亲佛向佛，但根据社会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深思会昌五年发生法难的原因，而采取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折中态度。在大中五年(851年)六月，进士孙樵上言：
“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而群僧安坐华屋，美衣精馔，率以十户不能养一僧，武宗愤其然，发十七万僧，是天下一百七十万户始得苏息也。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陛下纵不能如武宗除积弊，奈何兴之于已废乎!日者陛下欲修国东门，谏官上言，遽为罢役。今所复之寺，岂若东门之急乎?所役之功，岂若东门之劳乎?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书门下奏：“陛下崇奉释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财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扰人，望委所在长吏量加撙节。所度僧亦委选择行业者，若容凶粗之人，则更非敬道也。乡村佛舍，请罢兵日修。”从之。[6]
从内容中看出当时寺院的修建，僧尼度牒等已经存在了问题，局面有点不可控制，“天下斧斤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孙樵言辞严厉，并为武宗毁佛唱颂歌。他们的目的就是“愿早降明诏，僧未复者勿复，寺未修者勿修，庶几百姓犹得以息肩也。”唐宣宗心里也明白，这里只有“从之”二字，表明他的观点和立场，也就是说，唐宣宗同意这两份奏章的意见。至大中六年(852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
“度僧不精，则戒法堕坏；造寺无节，则损费过多。请自诸州准元敕许置寺外，有圣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严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阙，则择人补之，仍申祠部给牒，其欲远游寻师者，须有本州岛公验。”从之。”，
这奏章上说得也十分有理，并详细列出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有圣地灵迹许修复，繁会之县许置一院”，就是说有组织、有规划地修复寺院，不能随意而为，度僧度尼也要严格按照编制，不能任意超编。这就是当时的一些佛教规定和政策，在这些较为明智的策略下，便得佛教得到大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有作为的佛教领袖人物。如南岳怀让法脉有黄檗希运、临济义玄(787-866年)，青原行思法脉有龙潭崇信(780—850年)、德山宣鉴(782-865年)、雪峰义存(822-908年)；，沩仰宗法脉有沩山灵佑、香严智闲、仰山慧寂(814-890年)等。使得禅宗人才济济，创宗立派，阐扬佛法，为一花开五叶创造了社会基础和发展环境。
三、唐宣宗李忱的佛教思想
唐宣宗李忱的佛教思想主要体现在他自大中元年(847年)当政之后的所作所为之中，我们应该客观地分析唐宣宗李忱，他的佛教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唐宣宗李忱的平民思想
唐宣宗的平民思想和意识，来源于他在即位前的那段坎坷艰难的经历以及他的向佛生活，受到了当时许多高僧大德的影响。因为当时的佛教也正在向民间，向社会发展，如百丈怀海制定的《禅门规式》，其中“普请”之法，强调参加劳动，“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自食其力的平等思想，已经在禅林中大势传播和发扬。再如黄檗希运与当朝宰相裴休，他们就提倡“诸佛与一切众生，唯是一心”。诸如这类佛教理念使得唐宣宗李忱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平民思想，有意识地走向民间，亲近人民，甚至于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也体现出他这种平民思想。
(大中九年)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为怀州刺史。初，上校猎渭上，有父老以十数，聚于佛祠，上问之，对日：“醴泉令李君奭有异政，考满当罢，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谐所愿耳。”及怀州刺史阙，上手笔除君奭，宰相莫之测。君奭入谢，上以此奖励，众始知之。[8]
宣宗李忱在当政时，微服私访，深入民间的事是经常性的，这里说他打猎碰到许多老百姓在向佛乞求赐予他们县令李君奭好运，他们希望李君奭任期满了之后留任升官。宣宗记忆过人，大事小事，只要入目便在心上。因此当怀州刺史缺，便想到醴泉老百姓所说的话。
据《东观奏记》卷一载：“上微行至德观，女道士有盛妆浓服者，赫怒，急归宫。立宣左街功使宋叔康，令尽逐去。择男道士二十人住持，以清其观。”他这种微行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既接触了老百姓，又了解社会民情。
上欲幸华清官，谏官论之甚切，上为之止。上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9]
上临朝，接对群臣如宾客，虽左右近习，未上见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无一人立者，威严不可仰视。奏事毕，忽怡然日：“可以闲语矣!”因问闾阍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一刻许，复整容日：“卿辈善为之，朕常恐卿辈负朕，后日不可复得相见。”乃起入宫。令狐绚谓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尚不汗沾衣也。”””
从这两则史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唐宣宗的待人接物以及他的工作作风，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做到“苟合于理，多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真是难得，这就是他的平民思想。特别是他那种办事风格，与群臣闲聊时的平民意识值得欣赏：办事时，“威严不可仰视”：休息时，“因问闾阍细事，或谈宫中游宴，无所不至”。这正是大珠禅师所说的“饥时吃饭困来眠”的禅法，该工作时就认真工作，该休息时就彻底休息，这样工作效率才能高。而不像有些人，该吃饭时不肯好好吃饭，偏偏要百般思索；该睡觉时不安心睡觉，还要百般计较。据载，一个朝廷官员经过硖石，驿站用黑饼接待他，他就把驿吏打得出血。这事让当时陕虢观察使高少逸知道了，把这黑饼送给了宣宗。当这官员回京时，宣宗批评他说：“深山老林有这种饼招待你，已经不容易了!想不到你竟如此无礼。”就把这位官员发配去看守陵墓。正因为他有平民思想，才能体察民情，站在下层思考问题。
唐宣宗的报恩与惜福思想
唐宣宗即位之后，他的报恩情感一直左右于他，这也是他的艰难人生和佛教影响使他对“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杂阿含经》卷十二)，“依正不二、自他不二、生佛不二”等佛教理念有了深刻的认识。他认识到世界万物每时每刻都处于因果关联之中，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因此，他当政后在用人上重用他父亲宪宗元和旧臣子弟，大力排斥武宗势力。如宣宗一次想起父亲发丧时路遇大雨，那时他还是一位1l岁的小孩，所以他问宰相白敏中，当时“百官、六宫四院散避去，惟山陵使长而多髯，攀灵驾不去，谁也?”白敏中告诉他说，那是令狐楚。于是宣宗就问他有子乎?这样令狐绚以后就当上宰相。还有杜黄裳之子杜胜、裴度之子裴谂、牛僧儒之子牛丛等都得了重用。就连白敏中也是借助其堂兄白居易(772-846年)，因为宣宗对白居易有好感，认为白居易是前朝功臣，从他《吊白居易》诗中的“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就可以看出。也许正是由于他这种感恩心态，使他在用人上，在权力的认识上出现偏颇，引起史学家的各种评论。
另外就是唐宣宗的惜福思想，佛教中的“惜福”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就是“节俭”。因为佛教认为每一个人的夙福是有限的，如果不惜福、植福，那么迟早有一天会无福可享。唐宣宗的节俭是有史可查的，他不但自己生活节俭，还大胆改变前朝奢侈制度。如大中元年(847年)二月，“上以旱故，减膳彻乐”。因为天旱的缘故，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同时许多场合取消歌舞。他平时穿的是宫中浆洗过的衣服，吃的也是家常便饭，规定皇帝吃饭时要奏乐，他也取消了，只有当母后送来吃食时才演奏乐曲；每当听到哪里年景不好，便忧国忧民，尽量减轻贫苦农民的负担。再如宣宗爱女万寿公主出嫁，按照前朝规定，“有司循旧制请用银装车”，但宣宗却说：“吾欲以俭约化天下，当自亲者始。”于是“令依外命妇以铜装车”。在当时把“银装车”改为“铜装车”是要一定的胆量，后宫肯定不同意，但他顶着压力实施。同时还告诫公主严守妇德，孝敬公婆，不得轻侮夫家，不得干预政事。还赐手诏：“苟违吾戒，必有太平、安乐之祸。”唐宣宗这种从我做起，从亲人做起的精神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使得佛教的惜福思想在民间进一步得到弘扬。
因为唐宣宗李忱是一位复杂历史人物，晚唐以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比较公认的是引日唐书·宣宗本纪》中的评价，说宣宗在位期间，一是“权豪敛迹”；二是“奸臣畏法”；三是“阍寺詟气”。“由是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唐宣宗李忱在佛教史上也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重要人物，起码“阍寺詟气”这四个字就说明当时佛教政策严明，僧尼有法可守，有法可循，给予佛教一个轻松的发展环境。何况在宣宗大中年间，是中国禅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为后来的各禅宗门派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说，唐宣宗李忱应该在佛教发展史上占一席之地。
主要参考文献：
[1]杨曾文著，《唐五代禅宗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第1版。
[2]苏东坡著，《东坡全集》卷四。
[3]吴立明主编，《禅宗宗派源流》，中国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8月第1版，P173。
[4]冯君实主编，《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1984年12g第一版，P283。
[5][宋]司马光编着、[元1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出版社(北京)，1956年6月第一版，1987年473第7次印刷，第17册，P8029。
[6]同[5]，P8047-8048。
[7]同[5]，P8052。
[8]同[5]，P8056。
[9]同[5]，P8062。
[10]同[5]，P80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