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简亚－寒山寺文化研究院研究员，苏州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苏州新闻传播研究会会长，苏州伍子胥研究会会长。

　　摘要：“和合”精神乃是整个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核和精华，但作为“和合”精神的人格化身，“和合二圣”寒山和拾得却只是在苏州的寒山寺内被供奉。这就具有象征意味地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其他的许多区域文化相比，苏州文化中蕴含的“和合”精神似乎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强烈，因而也就具有着强大的张力。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必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和合”精神，让苏州以“和合”作为自己的文化标识，自豪地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

　　关键词：和合  文化  苏州  寒山寺

　　“和合”精神乃是整个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核和精华，《论语》中孔老夫子关于“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等论述，在中国人当中几乎无人不晓。可是，作为“和合”精神的人格化身，“和合二圣”寒山和拾得却只是在苏州的寒山寺内被供奉。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却具有象征意味地揭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其他许多区域文化相比，苏州文化中蕴含的“和合”精神似乎表现得更为集中、更为强烈，因而也就具有着强大的张力。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就必须继承和弘扬“和合”精神，让苏州文化具有更强大的张力。

　　“和”、“合”二字在中国文字中出现得很早，用的频率也非常高。“和”，有“温和”、“亲和”、“平和”、“祥和”以及“和善”、“和衷”、“和睦”、“和谐”等解释；“合，”有“符合”、“结合”、“吻合”、“融合”以及“合作”、“合力”、“合理”等意思。“和合”二字联用，其表意更加清楚，那就是，大到天、地、人之间：小到人与人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夫妻之间，一切的一切都圆融美满，和谐无间。

　　但是，这只能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一种文化精神的追求而已。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几乎很难完全实现这一点，最终，至多能够达到无限地接近：而且，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同的区域文化之间，对这一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实现，在程度上也是存在着差异的。  　　相比之下，正如本文开头时所说，在苏州的传统文化中，“和合”精神表现得是比较充分的。

　　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合”上。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之间能否“和合”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可以说苏州堪称楷模。“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就其生活环境来看，无论是苏州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城，还是那些古镇、古村落，都与周围的自然山水浑然一体，相融相依．从而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感受到水的灵气，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具体到每户人家的住宅，集建筑、人文、艺术于一体的苏州古典园林本来就是供人居住的私家花园，园内当然是山水有致，花木扶苏，充满着大自然的气息。即便是普通的民居里也会种上几棵竹，栽上几盆花，摆放几块石头，甚至还会挖出一个小池塘，以便与自然更加亲近一些。再加上临河而居、粉墙黛瓦的水乡特色，真的是如诗如画，使人萌发出仿佛真的进了“人间天堂”的感觉。从饮食习俗方面的情况来看，苏州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苏帮菜肴不仅讲究“色、香、味、形”俱全，更重视进食采补的乡土味和时令性，一般来说，本地的特产如“水八仙”等，以及与时令相符合的那些食品都大受欢迎，而对那些反季节的菜蔬果品则是持排斥态度的，以便维持人体内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阴阳和谐，达到养身的目的。再从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医学方面的情况来看，苏州人从本地水土气候的实际出发，即所谓“吾吴温邪，害人最重”，由此创立了以“瘟病理论”为基础的“吴门医派”。不难看出，苏州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合”，到处都充溢着“天人合一”的理念。

　　其次，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合”上。

　　六朝以前，苏州人是“尚武近蛮”的，人们“崇尚勇武，斗将战士，侠客兵家，好相攻击，轻死易发”。但在后来，由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被大规模开发，经济丰裕，社会稳定，山清水秀，生活安逸”。于是，“吴地文化发生了明显的转型，民风由勇武刚烈变为温文儒雅，士大夫宽衣博带，大冠高履，家家礼乐，人人诗书”。其结果，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就是民风和煦敦厚，很少有攻击和争斗，更多的是相互谦让，相互提携和相互关怀。

　　在民间，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很少有拔刀相向的斗殴现象发生。甚至连语言也是“糯哒哒”的，所以也就有了“宁愿与苏州人吵架，也不愿与某某地方的人说话”的俗语。这样的概括和定论虽然过于简单和偏激，却也证明了苏州人的儒雅平和。

　　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有人指出，苏州的文人之间虽然“相轻”者抑或有之，但更多的却是相互提携，所以在苏州才会屡屡出现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人群体。

　　总之，在苏州，有着民风“和煦敦厚”的传统，这是得到人们公认的。

　　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也呈现出“和合”有致的景象。一方面，苏州的百姓很温顺，易管理，好组织，服从全局的利益，为国家提供巨额的财粮税赋，输送大批的治国人才，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而体现了人与社会之间的“和合”。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身上也不乏刚烈勇猛的素质，一旦遇到了风云变幻，他们中一些精英人物，也会勇于站出来，振臂一呼，起到顶梁柱的作用。于是就有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情怀：有了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气吞山河的千古名言：有了与此相适应的壮烈行为和社会实践，如市民英雄葛成在税负过重、难维生计的情况下，敢于“率众包围税监衙门，要求停止征税”。后为保护群众，他又能“挺身投案”，死后为人民所敬仰，称他为“葛贤”。而这显然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合”。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人与社会的“和合”还表现在苏州曾经拥有过比较发达的慈善事业。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创办了在中国的慈善史上首次出现的“义田”。他一生为官，历经坎坷，退休时他倾尽全部积蓄在家乡苏州购田千亩，号日“义田”，同时又扩建祖居为“义宅”，再加上他创办的“义学”，便组成了一个多功能的私家慈善机构，史称“范义庄”。“义田”的收入是“义庄”的主要经济来源，凡乡里亲戚中困窘难以度日者，即可从“义田”收人中给予救助，同时还被用来救济当地贫民。这一机构历经九百余年，生动地展示了范仲淹慈善为民的道德情操。他的这一光辉典范在苏州留下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多有仿效者。例如在清乾隆时，仅苏州一地即有大小“义庄”六十多处，这在全国是很罕见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当然又进一步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

　　苏州人之所以能具备这样的“和合”素质，在客观上，是因为长期以来，苏州人在把水患转化为水利的斗争实践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在重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危难面前，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相互帮助，依靠组织起来的群体的力量才能战胜困难。因而便逐渐地养成了非常强烈的群体意识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同时，也认识到，不应当否定个人的作用，因为没有个体作为基础，没有个体精英出来组织、指挥和协调，也就没有了群体，没有了社会，同样不可能战胜困难。在主观上，当然与苏州人长期受到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重视人自身内在的“和合”修养也不无关系。

　　最后，表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合”上。

　　有容乃大。任何一个区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都会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如果在吸纳外来文化时，在主观上能够更积极一点或者说少一点保守的思想障碍和制度上的藩篱。在客观上又能够具备更好一些的条件。那么这样的一个区域文化就能发展得更快更好一点。自古以来苏州这个地方。由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各种原因。历来对外来的文化是持积极的欢迎的态度的。苏州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获取新的营养受到外来文化因子的激活例如泰伯仲雍奔吴以后带来了当时先进的中原文化对于苏州文化和整个吴文化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和作用。伍子胥白楚国来到吴国以后为了吴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他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造了姑苏大城，为苏州人民立下了千古伟业孙子从齐国来为吴王献上了兵法十三篇被世人誉为兵圣。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词中铭刻着从春秋起，位名贤的头像和简介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外来的，他们虽然不是苏州人，却都为苏州的经济文化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是因为具有了这样的和合文化传统，苏州人也就更加积极更加主动地注意吸收外部先进的文化。进入近代以后受到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苏州人王韬冯桂芬等有识之士大力提倡改革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在他们的影响下在苏州“诞生了一批最早的近代企业和文化机构”，成为我国的“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文明的中心”。

　　从更深的层面上进行考察，“和合”精神还表现在人的内在主观上的思维活动与变化中的外在客观世界的“和合”上，表现在人的聪明才智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和合”上。这种意义上的“和合”精神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它更能体现文化的先进性程度，更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

　　在这个层面上，苏州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苏州文化中蕴涵着注重实际、讲求经世致用的优良品格。

　　在苏州这个地方，文化首先是在与水患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在无情的洪水灾害面前，来不得半点空谈，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自己的智慧，才能不断地将水患转化为水利。春秋时的伍子胥在协助吴王治理吴国的过程中，始终将治水的任务放在首位，我国最古老的人工运河胥溪相传就是由伍子胥建议开凿的。后来，又开挖了另一条河道胥浦，它西连太湖，东通大海，成为与越国争霸的有力支撑。此外，他还“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周回四十七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阖闾大城”，建造这座水乡古城的同时，当然也伴随着进行了与之相关的配套水利T程。白那以后，历代的治苏州优秀者如黄歇、范仲淹、夏元吉、林则徐等，无不都为苏州的水利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于是，在苏州文化中便逐渐地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传统。文人们在治学过程中，都非常重视实务而不尚空谈。范仲淹曾在许多地方任职，所到之处都留有办教育、修塘堰等方面的实务性的政绩。郏宣考中进士并被授为睦州团练，竞未去上任，“而是终日跋涉于野外，考察太湖流域的地形、河道流向，深究古人治水之迹”。冯桂芬在少年读书时就非常“留意天文、地舆、兵刑、盐钱、河漕诸政”，后来他更是明确提出应当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并上书朝廷建议改革，提出了“中学西用”的主张。更有许多文人在苏州市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所学融人到各个行业的技艺中去。正因为如此，在苏州的古典园林，苏州的如苏绣等工艺品，乃至苏州的服装、饮食等当中，才能够拥有那么高的文化含量。

　　其次，在苏州文化中蕴涵着适应变化，讲求圆融通达的优良品格。

　　人们常说，苏州的文化是“水文化”，而水可以适应各种变化，盛放在任何形状的器具中。这当然是一种比喻，但这一比喻却非常形象地道明了苏州文化的另一重要品格，这就是，苏州人的思维应变灵巧，圆融通达。由于具备了这一品格，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以不变应万变，获得成功。在外界条件和环境比较好的时候，表现为“顺风顺水，与时俱进”。自古以来，在几乎每一次的发展大潮中，苏州人都能领风气之先，并结出硕果。无论是在近代，随着“西风东渐”，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和影响，苏州最早从中获益，成了“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文明的中心”：还是在当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通过引进外资，吸纳先进文化，苏州迅速地成长为“经济大市”，都非常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点。而在遇到某种障碍和困难时，则表现为“目标如一，绕道而行”，从另一条路径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目标。想当年，晋商、徽商等都曾辉煌一时，可是后来都无可奈何地衰落了，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苏州的洞庭商人却绕过障碍，悄然移军上海，成了近代上海金融业的骨干。如果实在无法绕过某种障碍时，则采取“退而求进”的策略。“退而思过”这句话只是表面上说说而已，最终还是要去建功立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许多人都曾这样赞誉苏州人，说他们“没有办不成的事，没有过不去的河”。历史上是如此，在当今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苏州的发展如此神速，不也是因为在许多事情的环节上发挥了这方面的智慧吗？所以，当人们如今在苏州T业园区的金鸡湖畔看到那块刻写着“圆融”二字的石头时，实在是很值得玩味和深思的。

　　再次，在苏州文化中蕴涵着敢于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的优良品格。

　　敢于从实际出发，并勇于创新，这是人的思维活动与外部客观世界之间相“和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个方面，苏州文化中同样也有杰出的表现。例如，在水利建设中，苏州地区的“塘浦圩田”工程是一大创举，在世界水利史上都有相当高的地位。在冶炼方面，春秋时期的冶铸能手干将与莫邪所铸造的阳剑干将和阴剑莫邪，“其效果大大超过在此之前的其他兵器，说明它们应是钢剑”，就是说，“干将剑乃铁剑之始祖”，他们的冶炉中所烧的“可能是中国炼钢史上的第一把火”。在天文学领域，清初的天文学家王锡阐“反对崇洋守旧，坚持天文观测三十年，常常彻夜不眠”，“著《晓庵新法》六卷，提出正确计算日、月食初亏及复圆的方位角的方法，又独创计算金星、水星凌日的方法”。英国的李约瑟与日本的桥本等都对王锡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光学领域，当西方的现代光学知识及其相关的产品如眼镜、望远镜等传人我国以后，孙云球对其加以吸收并加以创新取得了较大成就，他在潜心向西方学习掌握了“磨片对光”技术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材料改用国产水晶，并发明创造了磨制镜片的牵陀车，使磨片对光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能够“根据眼疾患者年龄大小、病症不同，而随目配镜”。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水晶石磨制成存目镜、万花镜、放大镜、幻容镜、夜明镜、千里镜（望远镜）等各类光学制品”，“在我国光学仪器制造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医学领域，著名中医学家叶桂（叶天士），“不泥古守旧，治方不拘成见而独创新见，处方用药因人因病因时而异，十分奇特”，并能够从江南地区的实际出发，写出了“瘟病”学说的代表性著作《温热论》，从而形成了中医界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军事理论方面，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就更是创新的典范了。至于在文学艺术领域，苏州的诸如吴门画派、虞山画派、娄东画派、虞山琴派等许多流派，无不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这里当然也都凝聚了艺术家们的创新智慧。

　　最后，在苏州文化中还蕴涵着眼光敏锐、善抓机遇的优良品格。

　　历史上，苏州曾经利用过大运河这条南北运输大动脉、利用过刘家港这个“六国码头”、利用过上海这个开放口岸等有利条件，抓住各种机遇，获得了大发展，促进了自身的繁荣。特别是，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由于王韬、冯桂芬等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和鼓动，苏州及时地抓住了机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成了我国的“近代工业的发祥地和近代文明的中心”。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说明，苏州人眼光敏锐，见事早，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而这显然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相“和合”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内容。时至今日，苏州文化中的这一可贵的传统，这一文化“基因”显然是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延续。改革开放的春风刚一吹来，便立即吹绿了苏州大地。乡镇企业的崛起，外向型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立，特别是由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的出现，哪一件事情的成功，不都是由于及时地抓住了当时条件下可贵的发展机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和合”精神在苏州文化中的表现也许还并不那么尽善尽美，肯定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相比之下，这里毕竟是一块适合“和合”精神生长的肥沃“土壤”。恐怕也正因为如此，“和合”二仙才最终“落户”于苏州。也许有人会说，之所以会在苏州的寒山寺里建了“和合殿”，只是因为当年寒山和拾得由浙江的天台来到了苏州，又因为后来的清雍正皇帝将寒山和拾得正式封为“和合”二圣，如此而已。历史事实确是如此。可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一史实背后，难道能说与苏州这块文化“土壤”，与苏州人历来将“和合”视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一真实的社会内容无关吗？相比之下，恐怕后者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和合”二圣在苏州的寒山寺内被供奉，在客观上也确是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固了苏州文化中的“和合”精神，促进了苏州“和合”文化的发展。其结果，当然是非常有利于苏州这一方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扩大了苏州文化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的影响。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又应当有什么样的作为呢？答案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必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和合”精神，把苏州这个“人间天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苏州文化具有更强大的张力。

　　首先，必须在人与社会的“和合”上下工夫，争当建设“和谐社会”的排头兵。

　　今天，建设“和谐社会”这个号召是党和国家提出来的，也是人民群众的希望和要求。在这方面，苏州的基础无疑是好的，我们应当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好一些。在这方面，当前显然是面临着不少新的问题的。为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我们应特别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富民措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苏州的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绩，而在另一方面，相对来说，苏州百姓的经济收入增长却不那么同步，甚至还不如周边的一些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苏州的地方。这里当然有不少历史的和其他方面的客观原因，但是，无庸讳言，在主观上，比如在某些分配政策的制定上，也确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群众对此是有意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尽可能地增加群众的经济收入。千万不能只重视发展而忘掉了发展的根本目的。与此　　同时，还应采取各种统筹和协调的手段，妥善解决好分配不合理的问题。第二，要根据“以人为本”的原则，进一步发展诸如医疗、卫生、教育、幼托、养老以及社会保障等各项社会事业，增加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提高市民生活的舒适度和满意度。相当长时间以来，许多本来应由政府买单的事情都被忽视，被拖延了，这种情况必须尽快得到改善。第三，要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应当认识到，当下的许多社会矛盾绝大多数都是由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完全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要通过正常的协调和化解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千万不能动辄使用专政的力量，采取激化矛盾的办法去处理。目前媒体上披露出来的发生在一些个别地方的反面教训，我们应当记取，并坚决予以防止和避免。

　　其次，必须在主观上的发展思路与目前苏州实际之间的“和合”上下工夫，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努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苏州自身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应当有一个明确的发展思路，这个发展思路必须能够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一定能够使这个阶段上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目前的实际情况是，通过以前一些年的努力，苏州已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制造业基地了。可是到了今天，这条道恐怕已走到了尽头。无论是土地资源，还是生态环境以及劳动力等方面的承受力都已几乎达到了极限，很难再继续支撑下去了。为此，我们的发展思路就必须及时地进行调整，使之与实际相“和合”，尽快确立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第一，要重视和鼓励现有企业的改造，不断提升其科技含量，完善其产业链，争取在不增加多少资源消耗的情况下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第二，要注意千方百计地引进目前最新的科技成果，在经济总量中努力提高“苏州创造”的份额，逐步使苏州成为一个重要的创新基地。第三，要敢于走“腾笼换凤”的路子，对那些占用过多土地、技术含量不高、劳动力过于密集的企业，凡是愿意迁离苏州的，应持鼓励的态度，以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因为以现代物流、研发中心、结算中心、软件生产、旅游、文化创意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服务业所需的硬资源很少，主要依赖知识和智力的投入，对生态环境几乎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所以，这应当是苏州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世界上的一些先进发达的国家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在他们那里，传统的工厂和车间已不多见，大都转移出去了。到了现阶段，苏州无疑也应当按照这样的方向和思路尽快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式。只有如此，苏州的经济发展才能迅速地迈上一个新台阶。

　　再次，必须在人与自然的“和合”上下工夫，努力将苏州建设成为一个“绿色区域”。前面我们曾经指出，在苏州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和“和合”。改革开放以来，应当说，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是比较重视这个问题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过去的一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太湖水质下降，已到了劣五类的严重程度。这种状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不仅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一句空话，最终甚至还会威胁到人自身的生存。因此，这已成为目前必须尽快解决的大问题。为此，第一，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牢固树立起生态文明的理念。要充分认识到，太湖是我们的母亲湖，太湖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就是在对子孙后代负责。切不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仅仅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而去损害长远的根本利益。第二，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好国家关于治理太湖水环境的各项法规、制度和政策，对现有的那些有可能导致环境污染的企业和设施，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拆除和清理。对那些行动不力的甚或顶风作案的行为和行为人，要给予严厉的打击、惩罚和制裁。第三，必须高度重视“节能减排”工作，特别是要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总之，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争取继续在全国成为人与自然相“和合”的楷模。

　　最后，必须在张扬“和合”精神上下工夫，进一步增强苏州文化的张力。

　　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已越来越显得重要，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已越来越集中地表现为文化上的竞争。更何况，苏州本来就是一个素以文化彰显于世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定位上就更加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可喜的是，早在几年以前，苏州人民及其领导者们就高瞻远瞩，已经制定了“文化苏州”的发展战略。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实施、落实好这一发展战略。为此，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例如，必须重视和切实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必须重视和切实利用好现代化的媒体和传播手段，将各种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必须重视和切实抓好各项文化建设和艺术创造：必须重视和切实抓好旅游业的发展，引导游客来鉴赏和感受苏州的文化，等等。

　　但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特别重视向人们展示和传递苏州文化中的“和合”精神。应当充分认识到，正是因为蕴涵着“和合”的精神，苏州文化才会有如此的独特魅力。所以，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在这方面狠下工夫。“和合”精神是无形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有形的方式和媒介来展示和传递。例如，寒山寺在去年就做了这样一件事，同时铸造了两口一模一样的大钟，一口名为“和钟”、一口名为“合钟”，“和钟”赠送给了我国的台湾地区，“合钟”则留存在寒山寺。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传递方式，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坚持做下去。可以设想一下，过了一些年，假如能够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能听到“和钟”的声音，而在苏州的寒山寺里则有了许多口与之对应的“合钟”可供人们参观瞻仰，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这当然只是举一个例子，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形式和办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对“和合”精神的展示和传递，不断增强苏州文化的张力，让苏州以“和合”作为自己的文化标识，自豪地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