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 莲
第四部分 7、与高鹤年居士的相识
印光大师与高鹤年居士宿有佛缘，堪为真莲友，道伴法侣。据高鹤年之《印光大师苦行略记》言：“（光绪）二十四（1898），余二次访道普陀，道经三圣堂，访真达上人于关房，宏筏房拜润涛和尚及茅棚高僧，法雨寺吊化闻长老，与师会晤于化鼎丈室。次早，师略示净宗信、愿、行修持法。寮房之中，淡薄衣单，外无长物，真是一个清净僧宝。”
二人初次的相识，是因高氏访道普陀，至法雨寺吊化闻长老故，以一大因缘时节，高氏得以与大师会晤，一见如故，心相契合，从此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忘年之交。大师仰慕居士的为道心之殷切，高氏赞叹大师的淡薄、清净之圣德。彼此的相互赏识与赞叹，终使一僧一俗礼尚往来，大弘法化于寰宇。
大师与高氏的相识，可谓说是高山流水觅一知音也。高氏性情犹若闲云野鹤一般，喜欢习禅，游访名山。可大师依旧以净宗诸家法要开示于高氏，终使高氏返禅归净，扭转关捩。大师这样并非是扬净抑禅，关键在于法须逗机，顺应因缘而已。大师对高氏的修学甚为关照，时常致函询问情况。
高氏喜欢习禅，大师并未反对。据高氏的回忆，光绪二十七年（1901），大师致函在镇江金山江天禅寺的高氏，询问高氏禅学之境况？并嘱往普陀一谈。高氏随至普陀，师已“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开示净宗诸家法要”。高氏好禅学，但大师留高氏谈经五昼夜，并示以“方便多门，归元无二”的道理。高氏当时觉得，“是时门风高峻，学者望崖而退。”大师力弘净土，故并不因高氏学禅而开示禅宗语录，依旧是以净宗诸家法要见赐。这既说明大师的宏扬净土法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因地制宜，并不因人而易辙；又说明大师有超越之远见，以高峻之门风而折服高氏之好禅心理。
光绪二十九年（1903），高氏致函大师，拟再朝五台，并将往终南结茅。大师又约高氏往普陀一谈，嘱高氏“留意秦中佛法，提倡实行其道，不可虚度光阴”等。并言及“南方饭吃不来，欲回陕西”云云，当时高氏默记于心。故至民国三年（1912）春，高氏由五台返回终过冬。于民国四年，遵大师之遗愿，修僧、尼普同塔二座，念佛堂二处，茅棚数处。又在摄身台南天桥沟购文殊台山场，上下约二里许，欲造大觉精舍茅棚，预备迎请大师返秦。可大师终因印经事，及后来战火的连绵，一生未返回秦地，而与江、浙众生结下了深厚的佛法因缘，使净土一宗，昭若日月。
宣统年间（1909—1911），大师常致函高氏询问外方佛法情况，并嘱提倡净宗、及因果报应等。就这样，因为彼此志同道合的缘故，大师与高氏便成了忘年之交。经常保持书信的往来与问候。
最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元年（1912），狄楚青居士在上海创办《佛学丛报》。高氏至普陀索大师文稿四篇编入。一曰《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二曰《宗教不宜混滥论》、三曰《佛教以孝为本论》、四曰《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此四篇论文皆刊登于《佛学丛报》，其第一篇署名常惭，登于《丛报》第九期，系民国三年阳历二月十五日出版；其第二篇亦署名常惭，第三、第四篇则署名普陀僧，此三篇则刊登于《丛报》第十期中。此四篇论文，可谓是大师初转法轮之代表作。从此，龙天推出，大放光明。引来各界人士的青睐，特别是天津徐蔚如居士的四处打探。大师虽未出关房半步，三十年来影不出山，但以字三昧化导世人，可谓近代史上之第一人。这皆是高氏的全盘仰慕大师之道德、学问因缘耳！
大师与高氏的书信往来颇多，但只收录在《文钞•三编》中有八封而已，须者检阅，此只略举。
第一封信，大师主要说明了自己的文稿之所以然，显示大师之谦虚。如文曰：“光幼失问学，长无所知。只因久居普陀，每有命其代表者，略录一、二以自备览。去秋，蒙阁下携至上洋，录出四论，以登《丛报》。窃思《丛报》，乃诸大居士‘吹大法螺，击大法鼓’，其义理洪深，若天高地厚；其文词妙丽，如玉振金声。光文列中，何异掷瓦砾于珠林，布荆棘于琼苑，徒刺雅目，无益赏心，惭愧！惭愧！根祺师回，又令作论。但以色力尪羸，眼目昏花，欲不奉命，恐负盛情。因将先所支差旧稿，誊写五篇，其体裁语句，鄙陋卑劣。阁下阅之，当发一笑。然彼此相知，或不见怪。至于登报，则恐贻笑于大方家矣！”此信，乃民国二年四月初八日复。
第二封信，大师劝高氏莫远至鸡足山云：“闻欲往鸡足，窃谓不须远去。但取可安身处，随缘念佛即已。”大师劝阻的理由是：“鸡足之若在海道则颇费钱财；若在陆道则苦不堪言。何如‘倒却门前刹竿’，随时随处与迦叶尊者晤对之为愈乎？”大师又极其关切地劝阻说：“惜有限之精神，办末后之事业。其老年人之第一要紧著子也。”此信，乃民国七年七月十五日复。
第三封信，大师向高氏族疏怀曰：“光数十年来，‘印光’二字，不敢露面。因阁下多事之故，致令贱名劣作，遍刺雅人耳目，愧何如之。去岁妄企亲证三昧，而念佛三昧仍是全体业力。今年自知惭愧，于九月半起七，至明春二月底止，念佛三昧，不敢高期。但企忏悔宿业，令其净尽耳！谁知宿业，竟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佛光普照法界，我以业障不能亲灸，苦哉，苦哉！奈何，奈何！书此愚怀，以期知己者代我分忧而已。”
此信甚为重要，谨按云栖大师遗稿有偈云：“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路遇何奇！焚香掷戟浑如梦，魔佛空争是与非。”憨山大师说，此是云栖老人悟道偈。今大师既然亲见‘宿业与真如法性同一不生不灭’，窃谓即此偈意欤！此信，乃民国八年十二月初四日复。
第四封信，大师赞叹高氏之所以顺利抵达天台，元以“光意中途或有阻碍，而居士一向意之所企，勇往直前，了无挂碍。一则心力不可思议；一则吉人天相，自可无往不利矣！”
第五封信，大师说明自己之所以尽力流通《安士全书》、《印光文钞》、《格言联壁》等民间善书，而不流通佛经的原委。大师恳切地说：“末法众生，多多皆是不知因果。佛经深奥，看亦不能领会，故成今日之现象。”又云：“光常曰‘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转凡成圣之大权也。”又告诫居士说：“当今之世，不将因果昌明，而欲世道太平，佛法兴隆，不可得也。”此信，乃民国九年复。
第六封信，高氏欲以一串琥珀朝珠供养普陀观音菩萨，因时局混乱，而大师建议高氏说：“所言琥珀朝珠，供养菩萨，实为难舍能舍，莫大功德。但此寺香火闷头，来人甚杂，必不能挂于菩萨项中。但可存于衣钵寮或库房。然此等宝物，既不能用，后必至令见小人之竊去。则未得实益，而令此竊者徒受其损。不如仍向真达处收回，或转送人，或卖之，以作功德，方为有实益耳！鄙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然否？”
第七封信云：“碑文强凑九百余字。而语言拙朴，意义肤浅，恐不堪上石，祈另请高明作之。如其惟求省事，尚祈力为改削，勿致贻人讥诮。又其中规矩，不过臆度大概，尚须斟酌妥帖，再行改定。”
第八封信，大师虽赞叹高氏，乃自明•紫柏老人后，游历名山，为法忘躯之第一人。但大师亦不甚赞叹高氏的过分苦行，故劝诫说：“然以光愚见，似乎可以止步休歇矣！纵欲广游，宜以神不须以身。《弥陀》三经、《华严》一步，当作游访路程。宴坐七宝池中，遍游华藏世界。神愈游而身愈健，念愈普而心愈一。其寂也，一念不可得；其照也，万德本具足。寂照圆融，真俗不二。十世古今，现于当念；无边刹海，摄归自心。校彼披星戴月，冒雨冲风；临深渊而战兢，履危岩而警怖者，不啻日劫相倍矣。鄙见如是，不知居士以为何如？”
大师对高氏祥谈洋纸之害说：“又洋纸之害，甚于洪水猛兽，穷国屈民，断灭儒、释圣教，其祸无有底极。于初四日已为黎公略言其概，祈居士勿惜慈力，遍与诸居士言之。令立一章程，凡佛祖经论，概勿用此纸印。又须通告各刻经处，令其一体悉知。庶不至以流通而致速灭亡。此不慧痛心疾首籲诉无门者。今欲以居士为绍介，恳祈诸大居士各各发菩提心，出广长舌，遏此习风，以永法道。谅必闵我愚诚，特为遍告耳！”
因居士当年早陕西终南山潜修，大师鉴于关中混乱故，便劝高氏说：“长安虽好，诸事艰难，倘无大碍事，当于南方专修净业，护持法道，校比北方，事半功倍。何必以衰老之身，强置于困苦之地，然后为道也。”
从如上八封书信中，可以看出大师对高氏是何等的关切，彼此是何等的意志投合。
大师与高氏往来密切，书信颇多，但遗失的不少。今将《文钞》中未收录之稿，录之如下，以飨来哲。
一、民国七年正月初九日信（全文）
“鹤年居士慧鉴：
阁下去冬来山，令作《缘起碑记》。光以正在打七，不愿属思，故约于四月间，寄至陕西。今于正月初五，接其手书，知尚在南方，故集千五百余字，以塞其责。所惜学业肤浅，不能发挥至极耳。又菩萨示迹之记，系光于光绪十一年（1885），住大顶时，每念大士开山，千数百年，了无碑记可考，实为第一憾事。
一日，至刘村，散步西寺中，见有数碑，皆台山碑，然所说皆不关紧要，不须记录。中有一碑，系一块石板，了无一字。光试取砖磨之，乃元•至元七年（1341）所立之《缘起碑记》，以岁经六百余年，被水垢封蔽净尽。遂喜不自胜，录而存之。又告会首刘四，令立碑山上。次年北上红螺，后复南至普陀，每忆此事。
至民国三年（1914），定慧师来山，嘱彼抄而寄来，一则欲登佛报，一则人欲修《普陀志》时叙其事于中，以示大士寻声救苦之一端。今台殿重新，祈居士印《净土缘起记》时，一并印之，以开发信心。至山，当白修工首人，令其刻碑山上，俾大士一番慈佑，不至久而湮灭。又光所作赞，及赞前小序，一并刻之。茅蓬碑，及此碑，具宜字迹粗大，庶易阅，而复能垂久。倘用高大石料，不但费钱，兼难抬运，似宜用两块碑，合在一处，则石料省钱，抬运便当。但取圣迹昭著，不计样子好看，宜以光意，告与首人。又印时，必须仔细校对，勿令错讹增减。又须圈明句读，以便观览，否则学业肤浅者，便难领会矣。印出，须寄几张于光，以作纪念。并候禅安！
不备《无门洞决疑》、《摄身岩辨讹》，另书一纸（见附之一、附之二）。弟印光顿首民国七年正月初九日”
二、民国七年七月初八日信（全文）
“鹤年居士鉴：
庄公之函，已经寄去。然苏州、云居、普陀往返大半月，恐已寄来。若未寄、未作，光亦详叙所以及利益，彼当即作速寄耳，勿念。光大约于八月半后即可下山，八月底或可到申。祈随时调理，勿令身心受伤。顺候禅安！莲友印光顿首民国七年七月初八”
三、民国九年三月初四日信
“鹤年高居士慧鉴：
去秋一会，复值季春，光阴迅速，诚堪叹息。
去冬，光之《芜钞》印出，云雷拟欲寄至九华，问光知其处所否？光以居士行止无定，令不须寄。二月二十七，接到香港手书，知已往鸡足觐迦叶尊者去，不胜翘企羡慕之至。
今日又接手书，知往曹溪礼谒六祖，且与照南、简君相契甚深，谅必待其佛事圆满，当始启行也。光之《文钞》已经散完，蔚如今春又令商务印书馆排印，又请黄幼希居士详加校对，有编辑不合规矩处，另行更订。又添入十余篇，尚未出书，一二月后或可即出。此番排印，彼馆自行留板，以后源源相继，可以随请随得矣。今函附仿单三张，有信心者，祈令知之。秦川之归，实无其力。
前月二十七，卧龙住持显安，奉陈督军命，促光北归。光以年志俱颓，眼目昏衰力辞。为开初机入道之书数种，令其有信心者请而阅之，循次而入即已。如不见谅，逼令定规者，当即远避于不通邮局处，以尽余年也。又去岁，得陈锡周戒烟神方，灵效非常，随即发数十处，亦有印出，反寄于光者。简君家道丰富，又且热心公益，祈将此方排印千百万张，以普传布。俾欲戒者，即得戒之，亦莫大之功德也。今寄数张，仗居士之道力，当不失光所望也。
又云南法道，其机已兴，唐督军去冬打电，命缪延延请谛法师及光去彼讲经。彼以无暇辞，光以目衰学肤辞，故请欧阳镜吾去矣。张拙仙今日亦有信来，言伊久已长斋念佛，现在恢复省垣圆通古刹，为十方业林，兼流通佛经，并设念佛堂，以为缁素修持之所。设阅经室，以为研究之所。将伊及王梦菊所请之经，悉置其中，以待研阅。乱极思治，人有同心。吾佛三世因果之道，生佛不二之法，与夫断惑证真，超凡入圣，及仗佛慈力，信愿往生等法，固以无机不被，无根不摄矣。再得文行兼优之人为之提倡，将见一倡百和，靡然风从。数十年后，或可远追唐宋法道之盛，亦未可量。拙仙名璞，品极纯粹。居士到滇，当即相契。书此，并候禅安！并候照南简公、玉涛张公及黎、陈二居士均吉。常惭愧僧印光顿首民国九年三月初四”
四、民国九年六月十三日信（全文）
“鹤年居士慧鉴：
春间连接两书，知阁下由简府邀留。又往曹溪，再礼六祖。待伊处佛事圆满，随往鸡足参礼西天初祖。兹因了清和尚接得手书，随即示光，并鸡山叙说。知阁下优游禅窟，身心安乐，庆幸无已。光虚度光阴，毫无进境，不胜惭愧。今年不欲下山，以刻经一事不能了手，待明年《法华入疏》刻成，或即再往扬州料理一切。
今春，徐蔚如将光《文钞》又托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排流通，兼令留板，至今尚未出书。倘迟早书出，当寄鸡山一、二包，以结法缘。现今国运日促，民不聊生，若不速求往生，恐一二十年之后，其境况当有如安南、高丽之象，言之伤心，思之堕泪。祈为鸡山诸师叙世运之现象，激出世之诚心，同心一志，离此浊恶，庶于此无边大火宅中脱身而出，直达本有家乡田地。若此生不办，后来法道，究不知若有若无，及纵有经典，究不知尚能随意自由研究翻阅，受持读诵也否！书此。并候禅安！
了清和尚今春三月已退，现住伴山庵，后来拟住多宝塔院。现在法雨主人名为了明，与了清同一法师，颇忠厚老成。了清和尚附笔请安。莲友印光顿首民国九年六月十三
简氏兄弟未来，来当如法照应，不须操心。在家人事务多端，不能欲行即行，每有数年发愿，尚不能来者多多也。”
五、民国十一年五月初二日信（全文）
“鹤年居士慧鉴：
久未会晤，时切驰想。光亿现在贵宅修贞节院。昨接友人张瑞曾居士信，言居士在南园听经。瑞曾居士此次失票交涉，蒙居士慈爱相与周旋，俾不至受困，实深感激。光闻之亦同身受，感谢不既，尚祈于关别樵居士处代领瑞曾居士致谢。关固发菩萨心，然张君固受人之周旋斡运，则不能不为叩谢也。光于七月初即下山，与施省之去杭州料理梵天工事，回头又到南京成立法云寺，次则顺便去扬，一则与瑞曾居士一会，二则安顿文钞板片，回山大约在九月底间。敬候禅安！七八月切勿来信。莲友印光顿首民国十一年五月初二”
六、民国十一年八月初七日信（全文）
“鹤年居士慧鉴：
光自七月二十六过海，二十九抵申。至有正书局，问及阁下，言尚未归。又有云南来函，今一并寄于有正书局，以待归来青盼。
光《文钞》已印出，尚未发订，恐尚须半月。光又订百部，钱已交完，直待扬州回来再行发落耳。居士饱参台山清景，谅已误入圣境，与诸罗汉相为酬酢矣。不胜欣慰！书此，并候禅安！莲友印光顿首民国十一年八月初七”
七、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信（全文）
“鹤年居士慧鉴：
八月一别，已过百日。前在扬州与张瑞曾居士谈及贞节净土院事，以院缺养赡，令彼帮助。彼云，刘庄场有二百多亩地，以助彼院之稻粮。光后随寄一信，说此情事，至今未见回信，不知此信收到与否？久欲致书一问，以穴事甚多，日不暇给，夜间灯下尚不能了，故未暇及。窃念贞节院当已圆工。向闻有病，欲到他处静养，想已即时便痊愈矣。不知已回刘庄与否？如身体强健，当去扬州与瑞曾一相接洽，庶不至悬虚无著耳！祈见书即示回音。顺后禅安！莲友印光顿首民国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灯下
简照南居士于九月十九日去世矣。临去时尚有江味农、赵云韶、欧阳石芝念佛。至断气时，其子一叫而昏，遂致乱其正念。惜哉！”。
印祖是于光绪廿三年夏，在普陀山法雨寺讲完《弥陀便蒙钞》后，于珠宝殿侧闭关的，前后两载，共为八年。那他究竟是什么因缘与谛闲法师相识的呢？
据《谛公年谱》云：“师年四十一岁，光绪廿四年，普陀普济寺讲《弥陀便蒙钞》、及《生无生论》。听众千数百人，皆席地而坐。师以度生心切，效如来有叩必应，特航海而至普陀说法。唯除二时讲经临众外，余皆闭户潜修。故时人谓师于普陀掩关者，盖以此也。”
又《行业记》云：“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特创为莲篷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未几，仍迎归法雨。”《言行录》所云，亦复如是。
印老是净土宗的泰斗，谛公是天台宗的法将，又二位老人是真莲友，在修持上彼此激励，鸿来雁去，法缘殊胜。大概二人相识，就在光绪廿四年，以谛公的入山讲经为增上缘。更要强调是，前、后两年，二老皆讲《弥陀便蒙钞》，足以说明二老真正利益人处，全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上。
大约在1901年，印光大师在法雨寺闭关潜修，致信谛闲法师，谈自己的念佛体会和对“宝王随息念佛法门”的看法，并征求谛公的意见说：
“（光）自出家以来，即信净土一法，但以业障所遮，二十年来，悠悠虚度，口虽念佛，心不染道。
近蒙法师训励，誓期不负婆心。无奈，昏散交攻，依旧昔时行履，因日阅十余纸净典，以发胜进之心。至“宝王随息法门”，试用此法，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想：久而久之，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又查《文类》、《圣贤录》，皆录此一段，因悟慈云十念谓“藉气束心”当本乎此。而《莲宗宝鉴》亦载此法，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非此莫入而预设其法。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以人根尚利，一发肯心，自得一心。而今人若（光）之障重根钝者，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故述其己私，请益高明：当与不当，明以告我。（光）又谓：只此一法，具摄五停心观；若能随息念佛，即摄数息、念佛二观。而摄心念佛，染心渐可断绝，瞋恚必不炽盛。昏散一去，智慧现前，而愚痴可破矣。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愚谓：今之悠悠念佛者，似不宜令依此法，恐彼因不记数便成懈怠；有肯心者，若不依此法，决定难成三昧。
法师乘愿利人，自虽不用，当为后学试之，以教来哲。若是利根，一七、二七，定得一心。纵（光）之昏钝鲁劣，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
此信流露了印祖对谛公的尊敬与仰慕之情，其口气是十分的恭维与谦虚的，这都说明古人是何等的尊重法宝。印祖在念佛实践中体会到“宝王随息法门”宝贵，故上书征求谛公的意见，其目的在于希望谛公能登狮子座而宣演，以普利群生。当然，谛公并没有辜负印祖的一番苦心，后来于民国十九年，谛公下笔著了《念佛三昧宝王论疏》一卷，由印祖校对、刊版流通于世，并作序阐述佛所特开净土特别法门之大义云：“令以深信切愿，专念阿弥陀佛圣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久而久之，即众生业识心，成如来秘密藏。则由三昧宝证实相宝，方知此宝遍满法界，复以此宝普施一切。”
关于印祖住“慧莲蓬”的事，则在出关以后。据说光绪二十四年，了余和尚当时为普济监院，请谛闲法师来山讲经。谛公欲为其师作一养老处，乃曰：“我欲在此山修一茅蓬养静。”了余乃于旃檀庵后为之建筑，名曰为莲蓬（慧莲蓬）。次年，谛闲法师来住慧莲蓬。后欲请其师来，其师之友不肯令远去，因此谛闲法师也就离山而去弘法讲经。印光大师闭关结束后，也曾应请到慧莲蓬暂住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被迎请到了法雨寺藏经楼隐居潜修。
印祖之所以住慧莲篷，充分说明了与谛公的交往非同一般。否则，不会应请去住为别人修建的莲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