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  苏州科技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的地平线上打开马克思主义慈善观视域具有重大意义。今天，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慈善观，既需要全面打开当年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的慈善理论并与之对接，更需要积极展开与当代中西方各种慈善理论对话，借鉴其合理的思想精华：在此基础上，反思地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问题，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议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慈善观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中打开马克思主义的慈善观视域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慈善事业，体现着党和人民的温暖之情，地位日益凸显并发挥着“社会公德”、“公共良心”和“社会正义”的平衡器、国家的稳定器、民族的凝聚力的作用。在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击汶川大地震、洪涝等重大灾害行动中表现出“手牵手”、“心连心”的慈善精神、道德和价值，充分显现出她的强大生命力和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研究的缺失使这一事业遭遇“源头失语”的危险。今日中国的慈善实践在日日叩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门。如何科学地理解慈善的人性的和历史的基础、慈善发展规律、未来走向和把握的尺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面对、迫切需要科学解答的重大问题。其次，在日益众多的中外慈善文化交流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自己的慈善理论，难以与“理论之林”展开建设性对话，更不能奢望“文化领导权”。一个没有科学的、彻底的、系统的理论支撑的事业是不可能保持先进，更是难以持久的。

　　以“改变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彻底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苦难的救赎不仅诉诸于“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且基于伟大的历史变革运动之上，真诚地将一切人类的美好事业加以推动。对于人类的德行之一的慈善事业，如果我们不仅仅执于文本的字面意义，而是从哲学世界观变革的根基处考察，那么，我们就应当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失语，而是彻底变革了以往一切理解和解释慈善行动的抽象的道德根基，为科学理解这一切事业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原则。今天，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全面梳理马克思主义的慈善观，进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理论。

　　一、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哲学基础

　　在当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需要着力考察其思想资源和创新路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议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存在着三大思想资源，既需要对接当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也需要在与全球慈善理论和经验积极的对话中实现慈善理论的本土化转换：更需要对当代中国慈善问题的解答中、对“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反思中提升为中国独创和特色鲜明的慈善理论。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一体两翼”的创新路径。

　　在利益结构和思想文化同样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差序格局中构建中国本土的慈善理论，需要以时代视域总结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在重新理解中激活思想精神，这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在中外众多的慈善研究话语丛林中，从来就不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在巨大的言说空间中存在着“众声喧哗”，因此，表明我们的理论立场和文化身份，突出主导的话语旨趣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严格意义上的“慈善理论”研究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和辩证法传统相互脱节，就是说，当代中国慈善理论建构缺失马克思的思想资源的支撑，因而需要我们廓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地平线，通过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一历时态的两端语境出发加以反思而对接。为此，我们首先要打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深度考察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中新世界观、历史观的转变，才能“接着讲”以返本开新。

　　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慈善，而在于慈善存在的历史基础和本真意义是什么。当年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就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原则。

　　当然，在慈善问题上，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革的过程。其中，对于人类究竟如何看待人们具有善心和慈善，其解释的世界观经历了宗教阶段、理性阶段、人本主义阶段，最后达到历史唯物主义阶段。

　　宗教世界观阶段。1818年，马克思生于德国特利尔一个具有基督教信仰的律师家庭。特利尔城市在拿破仑时代曾经划归法国，依照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加以管理，使城市到处都浸润在言论自由和博爱思想氛围中。马克思的父亲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家的影响，抛弃犹太教传统而信仰基督教。特利尔没有工业，贫困人口多，1/4以上的人完全靠公共救济生活，傅立叶的“关爱弱者和贫困者”、倡导公共救济的空想社会主义在城市居民思想中盛行。法国大革命的博爱思想、家庭基督教传统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促使马克思从小就充满着对于博爱、追求人类幸福的责任心和对于广大弱者的同情心。如果说，在中学时代，他在一篇关于宗教的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和基督教的一致，这种一致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及其影响》中认为，基督教与人类各个民族的历史具有一致性，因为人类拥有“神性的火花、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其中把“好善的热情”当作人的神性证明。基于这一世界观，中学时代的马克思充满了对服务人类的高尚理想的追求。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充满激情地宣称：人们超越动物的自由选择在于为人类利益服务：

　　“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有谁敢否定这类教诲呢？”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为了大多数人带来幸福是最幸福的人”的坚定信念，使青少年马克思的立场选择最终倾向于关爱劳苦大众、同情社会贫困者，为此，才有后来的马克思为“解放全人类”的伟大胸怀。

　　理性世界观阶段。进入柏林大学，马克思在钻研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过程中日益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对于黑格尔以辩证理性来改变世界、使“世界哲学化”的观点充满激情地表示欢迎。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深情地以“自我意识”的主观理性来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基础，将世界作为理性的自我表现，他不再诉诸于神灵，而是用思辨的辩证理性来观察国家、市民社会和家庭。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马克思高度关注贫民和弱势群体的疾苦，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在莱茵地区议会辩论所谓“林木盗窃法”（穷人在地主森林中捡拾枯树枝的行为）和“葡萄收成问题”，马克思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系列论文为穷人的利益加以辩护，认为贫穷是社会问题，而“贫民在自己的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权利”。为此，为了寻找贫穷百姓的解放出路，马克思才开始研究黑格尔所谓的“市民社会”，研究经济学：“对于国家的本质，既不能从它的观念，也不能从它本身，而只能从市民社会、从经济学中去寻找。”从而使马克思抛弃了唯心思辨的哲学世界观，走上唯物主义的思想道路。

　　人本主义世界观阶段。1843年《德法年鉴》和《巴黎手稿》表明，马克思在颠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进一步探索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借以批判黑格尔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思辨唯心主义的颠倒。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话语，道出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市民社会就是人的本质社会。以往人的本质被异化，市民社会被国家异化，两者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通过历史研究，发现了市民社会对于国家、经济学对于宗教和政治的基础性作用。在蒲鲁东《什么是所有权》、赫斯的“行动哲学的共产主义”对于《金钱的本质》的揭示和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解读，使马克思的立场更加彻底地转变到为天下贫苦人，特别是为私有制条件下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决心。这一时期，恩格斯正确地把当时的资本与劳动的分裂看做是对劳动的异化。国民经济学也因此是“私经济学”和完备的“发财致富的经济学”，而不是为了穷人的经济学。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把社会解释为人的“类本质”的存在，因而人们的社会关系应当是一种“类”的共同体关系。既然如此，私有财产和尔虞我诈的私利行为，由此而来的贫穷和困苦，都是对这一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而人们超越这一切私利行为的善行，都是对“类本质”的复归。从这一彻底的人本主义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人重新占有自己的类本质，是对那种对人的关系漠不关心的私利行动等异化现象的超越和真正扬弃。因此，马克思关注的中心，是如何从人本主义这一类本质原则出发，在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根基处去阐发人与人的本真关系，去发现包括一切德行、善举在内的社会行为、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本真意义，建立这一切何以可能的社会基础。

　　唯物史观阶段。如果说，人本主义原则使马克思建立了一个解放无产阶级、解救天下劳苦大众的哲学基础，那么，马克思在批判地解读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发现：历史的真正基础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本主义原则。“人的类本质——异化——异化的扬弃和复归”的辩证逻辑只能达到对现存世界的苦难的一种“应当如此”的诉求，而不是对真实世界的科学解释。从一个抽象的人本主义原则出发，对无产阶级和天下贫苦大众的解放的社会现实条件没有给予真实的揭示，因而也不可能对于包括慈善行为在内的一切德行给予科学的阐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从“现实的人”这一历史和逻辑的起点出发，深刻地阐明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提供了科学的历史基础和本真意义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强调：区别于“抽象的人”的“现实的个人”是社会历史发生的逻辑和历史的起点。虽然历史的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他们的肉体组织状况与自然的关系（需要）构成了历史的第一个事实。但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就需要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因此，“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个人历史的本质就是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活动发生着双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生产力；而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受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思想、道德、法和其他社会意识，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发生的。“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只有从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及必然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出发，才能真正说明慈善的本质。

　　慈善最早源于人类原始共同体的社会行为。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十分低下和个体弱小的能力，使人们的相互帮助构成一个共同体，共同抵御来自自然的侵害，就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马克思说：第一个社会形态是“人的依赖”的社会。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人们之间的扶贫帮困是建立共同体的必要手段。这也因此构成了氏族部落共同体精神（原始宗教、集体表象、原始道德等等）的基本价值观。慈善本身就渊源于这一最古老的人类联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分工的扩大，商品交换和私有制的侵入使原始社会瓦解后，进入阶级社会，生产社会日益分化，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阶级关系占主导地位。但是，慈善并没有因阶级统治、阶级对抗而绝迹，相反，却随着阶级对抗和剥削的残酷而发展了。一方面，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可供超越私利的慈善：另一方面任何阶级对抗的残酷行动造成的普遍苦难和贫穷不仅使劳动人民内部产生普遍的相互同情和帮助、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因为缓和阶级矛盾和稳定社会而认同慈善。慈善成为社会一种缓冲手段和稳定手段而存在。虽然任何社会的慈善行动所依托的，都是各个阶级的思想行动，但是任何社会的意识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当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造成大批贫困和苦难，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慈善在贫苦大众内部起着相互扶持和凝聚作用，体现着民众的道德和社会亲情的联系：在社会中就起着缓和阶级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因此，慈善在任何社会，即便是最残酷、最黑暗的社会中都是存在的。

　　第二，慈善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历史性和差异性。“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1]随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作为社会阶级内部的道德标准和道德行动都将发生变化，慈善性质、慈善功能和慈善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发生变化。在“人的依赖”社会，分为两种情况。原始社会的慈善是共同体的天然行动。人类在低下的生产能力条件下，只能依靠共同体的整体来应付生存和发展问题。因此，对各个危困族群同胞的相互帮扶是维系共同体的基本要素。真正的慈善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只有财产私有，“天下为公”之大道废，而“天下为家”之小道兴，各亲其亲，各友其友，超越这一“亲”缘关系、“友缘”关系的帮扶行为和道德观念才被命名为“慈善”。无论是在古希腊城邦制国家还是在中国族群和阶级分层统治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人身依附制度都是维系一个社会和家族的主要因素。各个社会都有流氓无产阶级，有乞丐和赤贫，需要社会给予救助。因此，无论私人还是国家，都有慈善行动和制度安排。基督教原先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普天之下皆兄弟”的观念因而成为慈善的最好道德原则，因而是穷人相互团结和互助合作的精神纽带。在欧洲中世纪，封建主在自己的城堡和庄园内对孤寡老人实行一定程度的生活保障，对社会游民给予施舍，以利于社会稳定。但是，在14 - 16世纪，由于破产农民越来越多，大量涌进城市，成为游民，当时的英国、荷兰、法国等都曾经颁布法令加以驱赶，用各种手段与所谓“正常社会”隔离，所谓“总医院”就是关押这些流浪汉的地方。最后，甚至用酷刑强迫他们去工厂做工，沦为无产阶级。而各种教会组织则举办各种慈善机构给予一定的帮助。给孤寡老人、流浪汉、孤儿以各种安置，因此出现了社会制度性的慈善机构。中国封建社会也在各个朝代都举办过各种慈善的机构，有官办、民办；有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是在“物的依赖基础上人的相对独立性”时代，自由的劳动者是资本需要的对象。因此，千方百计帮助一无所有的人获得自由，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慈善大量存在的基础。原始积累时代的资本主义为了更多地榨取剩余价值，降低劳动力成本，在使用机器大生产的条件下，用越来越细致的分工来取代原来的工匠，因而许多劳动不用成年男性，而用女工和童工。因此，使用女工和童工的工资通常只是成年男性的一半甚至更少（学徒工资），但是生产效能却丝毫不减。表面看这是一种“慈善”，但是这实际上是为了降低成本的资本逐利行动。随着大生产的技术进步，为了找到更高水平、更高素质的劳动者，需要实施国民教育和文化普及。因此，国家实施对所有公民的普及义务教育。立法帮助没有支付能力的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为产能的无限扩大和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相对过剩的危机经常危及社会稳定。危机来临，大量企业倒闭，劳动者失业，社会动荡不安。为了维护秩序，资本主义国家除了普遍采取福利国家政策之外，各种慈善基金会制度也发展起来，以帮助各种贫民渡过难关。对资本主义一方面是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贫困的两极分化的严重矛盾，许多有识之士也纷纷觉醒，抛弃早年马克斯·韦伯笔下新教伦理“守财奴”信念，转而认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的新观念，因而慷慨解囊地捐赠，如前世界首富、现“世界首捐”的比尔·盖茨，台湾的“慈济”等。慈善事业的大量发展，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包含着超越制度限制、走向更加高尚的社会关系的前景，也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开展相关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和大量的经验。但是，慈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作为这一制度后果的矫正器和平衡器，它力图改变的不是制度前提，而是这一制度的分配结果，是通过道德化再分配方式来平抑社会矛盾。

　　第三，慈善作为基于社会的道德行为的再分配行为，对社会起着或多或少的反作用，是阶级社会对抗性矛盾的缓和器、社会稳定的保障器和推进和谐的润滑剂。任何社会，即使是阶级对抗矛盾冲突剧烈的社会，慈善都扮演着社会有机功能。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阶级对抗和冲突已不占社会的主导地位，但是，我国仍是一个属于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问题依然严重。随着我国的开放开发，全球资本进入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经济成分、就业方式、收入分配水平、社会利益等日益呈现多元、多样，我们进入了一个差异性社会。人民内部的利益差别和社会分层依然存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是农村人口有8亿多，落后地区和落后的人口仍占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一阶段，虽然国家采取宏观调节手段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对贫困人口在享受教育、卫生、交通、通讯等公共产品服务上实现均等化，但是仍然不能立即解决达千万级的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问题，缺乏帮助所有人口各种抗击风险、拯救贫困的能力。因此，需要动员市场、社会的力量，通过慈善和全民的志愿行为来解决。这一行动在遭遇重大灾害时显现出巨大的力量。抗击洪涝灾害、汶川大地震等突发性事件中，全国人民爆发出来的巨大的援助力量，充分显现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道德力量，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也是民族道德和慈善精神的力量。可以说，慈善的道德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慈善的精神属于社会主义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慈善的行动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行动的重要表现：慈善的动员机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二、对话和借鉴：全球慈善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转换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慈善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变成一种宗派主义的东西。相反，它之所以成为最求真务实的学说，是因为其产生过程是汲取人类优秀慈善思想的合理资源，而在发展和创新中不断与各种当代中外慈善思想资源对话中借鉴其传统，因而成为不断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而对话和借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慈善一般是发生在人类族群内部关爱社会弱者而实施的无偿赠与、扶贫帮困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社会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发生在赠与和被赠与、救济和被救济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无论是何种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只要具备了这一意义上的交往行动，从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慈善因素。慈善行为几乎与整个人类社会相伴随。从远古时代部族内部对弱者的关爱和辅助，到现代社会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构成的慈善动员网，慈善从未绝迹，一以贯之。在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出现过无数的慈善观念、理论和思想。与中外传统和当代的慈善理论展开积极的对话和借鉴其有益合理思想精华，是创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的重要路径。

　　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极其丰富的慈善思想，上古时代，中国文化的底蕴中就有劝人向善、积善的观念。《周易·坤·文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再如《尚书·商书·伊训篇》中日：“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上古时期提出的行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民众的善恶选择和善恶行为，并衍生为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儒家建立了一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善行观，也相应地建立了以“仁”为本、以“善”和“慈”为两端的慈善理论。限于篇幅，只能撮其大要而言之：第一，以“仁”为本的慈善本体论。儒家的“仁”是“慈”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仁者爱人”，“仁慈”为“体用”关系，“为仁由己”，而及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宅心仁厚，宽以待人，慈以慰人。孟子日：“君子常怀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此乃仁之端、善之端。为人“乐善好施”、“散尽家财救济天下”成为儒学褒奖的基本准则。第二，以“礼”为制的慈善制度论。“圣人制礼以束人心而达礼治”，以三纲五常为标准，以礼治国安民，用“慈”以安天下。第三，亲亲伦理原则下的“慈善”实践观。“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第四，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孟子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民为本，建立国家、民间和乡族的慈善机构，出现许多标志性的慈善大家和观念。苏州最为出名的宋儒范仲淹就是一位。    在中国的慈善史上，范仲淹是一位宋朝儒学慈善大家。凭借“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儒学信条，举办慈善事业成就一代大家。据学者考证，宋史记载其“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范氏义庄是范仲淹于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第三次被贬后在其原籍苏州吴县捐助田地1000多亩设立的。义庄田地的地租用于赡养同宗族的贫穷成员。他给义庄订立章程，规范族人的生活。他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宰相范纯仁、三儿子尚书右丞范纯礼又续增规条，使义庄维持下去。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遭到了一些破坏，南宋时范之柔对义庄又加以整顿，恢复了原有规模。后世范氏子孙也对义庄屡有捐助，如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100亩，清前期大同知府范瑶捐助田地1000亩。范氏义庄是中国慈善史上的典范，它是最早的家族义庄，更重要的是它是我国史料记载的第一个非宗教性民间慈善组织。它还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朝代更迭，历经战乱，但一直到清朝宣统年间义庄依然有田5300亩，且运作良好，共持续了八百多年。道家也将“为善”和“好施”作为德行而推崇。老子的道本体论也主张“善”和“慈善”。《道德经》凡五千言，顺其自然而主张“善”者、弱者成为其主要思绪。主要理论要点在于：第一，老子以“道无为”作为阐释的本体论，要求“上无为而民白化”，“爱人利物”。效法“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效法自然界“损有余而补不足”，有道贤圣“能有余以奉天下”。第二，遵循“道”本，以求人向善。“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以“善”对待不善之人，其结果就会使他从善，社会走向至善。这一观点成为了后人劝善去恶的慈善道德基础。第三，道无为而无不为，道无常而人常，就是向善。早期道教《太平经》说：“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处，比若仓中之鼠，常独足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少（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惠当从其取也，遇人无知，以为终古独当有之，不知乃万户之委输，皆当得衣食子是也”。由此提出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是“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的平等慈善观，谓为“承负说”。葛洪的《抱朴子》说人欲成仙就要行善，分“地仙三百善：欲天仙千二百善”，不能稍有疏忽，“复中行一恶，则尽失前善，乃当复更起善数耳”。

　　佛教在中国，贯穿着慈善为本的观念。慈善的理论基础主要有：第一，因果报应观。佛教强调“前世”对“后世”的因果关系，前世行善，则为后世积德；前世为恶，则后世受业。有“十恶十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缘于对后世受苦受难的恐惧，人们注重对自身的修养，广结善缘，尽量地积善积德，踊跃参加修桥补路等活动，使民间慈善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持续不衰。第二，修善功德观。佛家讲“善恶是根，皆因心起。”要重修行、修福田、守戒律。所谓修福田，就是“布施”济贫。第三，慈悲为怀的佛学境界观。佛家说“慈”为和善、宽容、亲情：“悲”为悲悯，对弱者和受苦人的同情、悲怜。因此，慈善与佛家慈悲为怀的精神最为贴近。“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因而最为信教百姓爱戴。大乘佛教主张“普渡众生”。《大度智论》云：“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菩萨人格。北魏时，昙靖作《提谓波利经》二卷，以善恶报应宣扬持斋修行、止恶行善，成为高僧以造经作论的形式劝导民众的宗教善行的典范。此外，《佛说父母恩重经》、《善恶因果经》、《劝善经》等代表的劝善疑伪经，都是借佛教经论向世俗社会进行劝诫，化导民众，并将善恶果报论贯穿其中。

　　作为融人儒、道慈善伦理思想而又与佛学慈悲观念一脉相承，禅宗代表寒山精神更是中华慈善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之一。在《寒山子诗》中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慈善思想。因为有学者专论，故在此不赘述。

　　在西方，为人所知的最早的慈善机构是公元前387年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柏拉图建立这一学院的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后来他将学院连同一片肥沃的土地作为遗赠留给其侄子，并规定所有这一切都要用于其门徒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一笔用于资助他人的基金。因而，有学者以为“柏拉图学院”是最早的慈善基金会。而后，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柯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中都专门讨论“慈善”问题。在中世纪，基督教借助于“上帝创造万物”、“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以及“人类祖先犯有原罪必须赎罪”的观念，要求“爱一切人”包括“爱你的敌人”，如果“别人打你左耳光，你可以让他打你的右耳光”。要慷慨施舍、行善，这才能使灵魂得救。《福音书》说：“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因此，西方的慈善机构包括育婴堂、孤儿院、医院、济贫所等等最初主要集中在基督教教会内部。基督教教会的主要T作之一就是向教区居民募集款物以济贫。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旗帜下，以国家、社会的名义设立各种保障和慈善机构，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当代，当整个社会从原来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两权结构转变为“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三权分离之后，为了发挥市场和市民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推进慈善，出现了许多相关理论。从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法学、政治学、人类学、伦理学、社会责任运动、哲学等多学科提出了若干相关的思想和体系。

　　对古今中外慈善理论的粗略描述表明：慈善理论犹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一样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其丰富的思想、合理的精华包含着真理的成分，需要我们去认真整理和借鉴。正如马克思主义有三大理论来源一样，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也应当从历史的重要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不断滋养自己、发展自己、创新理论。

　　三、面向当代中国本土实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

　　全面承接当年马克思的思想传统、积极借鉴全球慈善理论，是为了创建当代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推动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事业。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实践提出问题，理论解答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慈善理论应当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其主体构建路径还应当在面向中国本土的慈善问题的解答中加以探索，努力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理论。

　　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事业过程中，我们应当研究和把握的问题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应当科学认识我国开展慈善事业的特殊国情和时代语境。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确立，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民富民的国家宗旨，与慈善事业扶贫救困的为民指向之间，有着比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更高的一致性。而发展中大国的地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尽管新中国建立已经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我国的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不发达”状况，还有亿万群众收入和可支配经济水平还处在联合国《2000年宣言》所规定的绝对贫困线之下需要扶助；我国经济人均GDP还不到2000美元，在世界各国行列排位还相当靠后。政府保障居民的公共产品供给水平低，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力量还严重不足，因此，开展慈善事业，扶贫帮困，依然任重道远。

　　第二，要深度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慈善的本质和特点。慈善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事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重要方式和重要路径，其存在和发展的特点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社会为民造福、关爱群众、扶贫帮困的本质要求和表现方式，体现着党和人民的温暖之情。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制度，是我国能够大力开展慈善事业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得到了党和政府大力倡导和积极扶持，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全国的慈善机构应运而生，如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中国扶贫基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嫣然天使基金、中国红十字会、中华环保基金、宋庆龄基金会、见义勇为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等等，在帮助老弱病残、贫困地区和贫苦人群、应对突发性重大灾害等各个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全国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二是慈善事业的开放性特点。新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依托“知识资本”霸权对我国制造业和资源业建立统治体系，我国处在新全球化时代体系产业结构的边缘或半边缘，在开放环境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既需要与世界各国人民开展合作，共同推进慈善事业，又要独立地建立自己的慈善事业体系，绝不可受制于人。三是差异性。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起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既有力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又不断造成我国的经济成分、就业方式、收入水平、利益群体多元化，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扩大，差异性社会的格局日益形成。因此，市场化带来的差异性社会必然使相当一部分人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甚至造成生存的危机。此外，一些老弱病残人员生活保障困难，急切地需要社会通过各种方式救济，慈善事业必须大力发展。中国也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其中，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利益不断调整，客观上需要有慈善介入以保障社会的底线不被突破。

　　第三，要充分认识慈善事业的地位日益凸显趋势。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并日益发挥着“社会公德”、“公共良心”和“社会正义”的平衡器、国家的稳定器、民族的凝聚力的作用。在中华民族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抗击汶川大地震、洪涝等重大灾害行动中表现出“手牵手”、“心连心”的慈善精神、道德和价值，充分显现出她的强大生命力和震撼人心的巨大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张扬慈善事业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我国现阶段，在以经济市场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的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开辟多种途径，其中，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展自我教育，启发自我觉悟，是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愈益发展的社会慈善事业以及其他公益事业，正在广泛性地展示着人的自我教育、自我启发、自我提升的功能。通过慈善组织发动的各种慈善活动，在全社会弘扬慈善光荣、慈善神圣的社会风尚，可以潜移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唤起人的良知，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人们在参加各种捐助活动和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中，心灵会受到净化，觉悟会得到提升。许多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也会深深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社会的关爱，从而增进对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认同感，甚至会化解由于贫富差距、社会差别而导致的不平衡心理，防止矛盾酿大和激化。总之，慈善事业可以更紧密地加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感情，更深层地张扬人的善良本性，从而更有效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