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简亚：苏州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现苏州新闻传播研究会会长．苏州伍子胥研究会会长、研究员。

　　摘要：苏州的慈善事业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不仅起步较早，其水平也比较高，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都是走在全国各个地区的前列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苏州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更具有其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了更好的发展条件。按照现代慈善的理念，经济上的救助固然仍是慈善事业中的重要一块，也是最基础的一方面内容，同时还应当包括诸如提供服务、心理抚慰等其他方面的人文关怀。在这些新的领域里，苏州的慈善事业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课题。我们不能走过去的那种传统慈善的老路子，同时也既不能照搬欧洲国家的那种主要依靠政府福利制度的慈善模式，又不能完全模仿美国的那种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的慈善模式，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路子来。为此，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慈善基金会在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　　功能和作用：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努力营造有利于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

　　关键词：苏州  现代  慈善  事业

　　作为社会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是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它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衡量其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慈善事业理应获得大繁荣、大发展。苏州应当在这个方面走在前头。

　　在正式论述苏州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对其历史上的慈善事业作一简单的回顾和分析。历史从来都是现实前进的基础，“创新”必须“温故”。

　　应当说，苏州这个地方的慈善事业是有其深厚的历史传统的。

　　早在北宋时期，范仲淹就创立了“义庄”，它在其设立初期，“对族人采取了普遍福利的原则，后因族中人口增长、族产不敷所需”，“便转以周贫济困为宗旨，侧重于保障孤贫老弱的生活”。这就是慈善之举了，它也就成了全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机构。它的出现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此后全国各地的义庄皆以范氏义庄的做法为蓝本。在苏州本地的影响当然更大，后继仿效者甚多。据资料，旧时苏州的义庄数量之多，在全国首屈一指。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经济都市之一，是全国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工商业十分发达。由于有了工商业者的积极参与，便给慈善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更加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当时在苏州，以各种同乡会馆、行业公所等为依托的慈善事业蓬勃发展，无论是就其慈善资金的来源和规模而言，还是就其慈善对象的覆盖面而言，都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至清朝后期，在西学东渐，学习西方慈善理念的浪潮中，苏州人更是走在了前面，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就是冯桂芬。他主张学习西方国家教养贫民的方法，建议在各州县普建善堂来具体施行这种主张。这显然是“对传统慈善思想的更新和突破，开启了近代慈善思想的先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苏州慈善事业又率先摆脱了只重“收养”的传统做法，开始施行“养”、“教”并重，实现了慈善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总之，苏州的慈善事业不仅起步较早，规模较大，其水平也比较高，无论是在哪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上，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历史现象，当然有其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经济方面来进行考察。

　　自六朝以后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都比较高，同时又存在着贫富差别，由于有了这样的经济社会条件，就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众所周知，如果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低下，社会大众谁都需要救济，而又谁都无力救济别人，在此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慈善事业的；反之，如果到了某一天，经济社会高度发展，谁都无需别人救济了，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从根本上不再有慈善事业存在的必要了。而苏州的情况恰好是，一方面，经济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贫富差别，这就为其慈善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在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农耕时代里，苏州这个地方的土地肥沃，水利建设的水平又比较高，塘浦纵横，圩田密布，有所谓“天下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苏湖熟，天下足”的赞誉。大文学家韩愈曾说过，“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可见当时苏州这一带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确是高于全国的，这当然也就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与此同时，由于这里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密集，再加上由于战争和饥饿的驱使，北方人口南迁，移民不断地向这里集中，于是人口越来越多，这固然可以促进这里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无土地可耕的贫穷人群。尤其是在土地不断为富人所兼并的规律作用下，更是加剧了贫富之间的差别。这当然也就在客观上提出了发展慈善事业的需求。因为无论是当时的官府还是地方上的有识之士都懂得，慈善事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之间的矛盾，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这也正是苏州为什么能够早在宋代就已开始出现慈善事业的根本原因。后来，到了明清时期，在T商业快速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由于全国的财富不断向苏州这个地方涌流，使得各种同乡会馆和行业公所有能力举办慈善事业：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随着T商业的发展，在吸收了大量就业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待业者和失业大军，甚至某些T商业主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也会因失败破产而沦为救济的对象。这当然也就导致了苏州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其次，从文化方面来进行考察。

　　自六朝以后苏州的民风逐步实现了由“尚武”向“崇文”的嬗变，受儒家的“仁者爱人”、佛教的“普度众生”以及道教的善恶因果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从而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思想环境。

　　早在春秋时期，虽说“吴粤之君皆好勇”，但是常熟人言偃作为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却在文化方面有着很大的建树，他曾在中原诸国传道讲学，晚年回到故乡便将儒学传到南方，“从之游者以千记”，于是“文启东南”，影响很大，被尊称为“南方夫子”。甚至连他的老师孔子也甚感欣慰，说“吾门有偃，吾道其南”。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就已受到了孔孟儒家学说的熏陶。六朝以后，随着民风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再加上有北方的大批士人南迁，“天下俊贤多避地吴越”，江南地区的文化便更为兴盛，“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也”。宋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有人指出，“此时南方的文学成就，北方已难望其项背”，“哲学为南方人的天下，北人几无立足之地”。其儒学之盛，可以想见。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道教和佛教文化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映照了当年佛教兴盛的情景。而在这一方面，苏州又犹为甚矣！直至今天，苏州地区的道教和佛教在全国乃至海外仍有很大的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苏州这个地方，儒、佛、道三教融合，佛教的世俗化特点非常突出。在此情况下，首先是知识分子大都喜与佛教界人士交往，儒释相通，相互唱和，寒山寺就因为有了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的诗，进而引起历代文人的唱和，终于名扬天下。反之，寒山寺的“和合”文化则恰好在思想深处与吴地的人文精神相通，于是便在僧俗大众特别是在知识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其次是由于佛教以及道教的世俗化影响很大，甚至已经渗透到了苏州百姓的节庆民俗活动及其日常生活之中，因而它们所宣扬的思想及其价值观能够为众多的普通百姓所了解，并得到了认同。所有这一切，就必然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与其他许多地方相比，在苏州这个地方，“仁者爱人”“普度众生”以及善恶因果等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也就来得更大、更加深刻一些。而这，也正是慈善事业得以发展的思想基础，因为所谓“慈善”，也无非就是要“爱人”，要帮助别人渡过苦难，从文化的底蕴上看，完全是相通的。换言之，在苏州，相比较而言，举办慈善事业显然是有着一个更好的社会思想环境，所以才出现了“慈善意识浓厚，慈善风气盛行”的可喜局面。最后，再从慈善人才方面来进行考察。正因为白六朝以后苏州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一直比较发达，“学而优则仕”者众，这也就同时培育出了一支乐于举办慈善事业的地方士绅力量，他们的支持和推动是苏州慈善事业兴盛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受儒学的影响，大都怀有“治国、齐家、平天下”的理想和情结，如再经过仕途的历练，往往更能懂得社会的稳定对于“平天下”“保社稷”的重要，而他们又大都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调动社会财力的能量，因而也就可以在慈善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在苏州，由于读书人多，“学而优则仕”者也众，这些读书人和“致士”回乡的士绅们往往也就成为发展慈善事业的骨干。苏州慈善事业的发达与他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首先提倡和实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首开了“义庄”之先河，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他如，苏州的育婴堂，是在“士大夫、耆庶请有司”以后，由以进士出身的蒋德竣为首创建了的：苏州锡类堂，虽由知府姚孔鈵创建，但也是“延邑之有力而好义者十二人专司每月钱币之出人”、“择士之精敏强干者十五人为司事”（同治《苏州府志》卷二十四）；常熟、昭文县的育婴堂、广仁堂等也是以“绅士为监堂，生员为董事”或“绅士为监局，生员为司事”的，等等。不难看出，开明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当过官的还是没有当过官的，他们在地方慈善事业的发展中确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都曾为苏州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

　　历史是延续的。社会发展到今天，苏州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更具有其必要性，而且也具备了更好的发展条件。

　　如同历史上的情况一样，当今的苏州仍然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之一。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苏州已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市，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规模、政府所拥有的财力，还是民间群众的富裕程度，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目前苏州外来打工的“新苏州人”大约有五百余万人，在他们中间当然会有一些特困人群需要给予临时性的慈善救助，这暂且不谈：即便是在本地的户籍人口中，也仍然存在着急需从经济上给予救助的贫困群体。他们由于诸如家庭成员就业不充分、智力低下、重病伤残、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不仅毫无积蓄，而且人不敷出，连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此类个案可以举出许多。在此情况下，当然就需要慈善事业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近年来寒山寺举办的“慈善超市”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他们在“慈善超市”里准备了许多日常生活必需品供那些急需救助的人们凭证来随意取用。这是寒山寺所办的一件善事。它的出现立即受到了附近一些特困人群的欢迎。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当今时代，慈善事业的覆盖面绝不应仅仅是局限在本地这个区域，在必要的时候还应将自己的援手伸向远方。例如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苏州的慈善事业也为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一旦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发生时当然也都得这样做。而苏州在这个方面，又的确具备着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有责任也有义务比其他地方做得更好一些。因此，仅从经济救助这个角度看，苏州的慈善事业也应当有一个大发展，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上的自身内在要求。

　　经济上的救助固然是慈善事业中的重要一块，也是最基础的一方面内容。而按照现代慈善的理念，所谓慈善事业，还应当包括诸如提供服务、心理抚慰等其他许多方面的人文关怀。目前社会对这方面的需求，从某种角度上看，也许要比经济方面的救助来得更加迫切一些。在这些领域里，苏州的慈善事业无疑更是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任务非常繁重。至少有以下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关于慈善性的服务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当今社会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组成结构，对慈善性的服务所提出的要求实在是太强烈了。首先是社会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目前苏州的老龄化水平已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同时又因为多年来实行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苏州在这方面又执行得特别好，“超生”的现象极少。这样一来，即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由于年轻人少而老人多，子女们既要抚养自己的下一代，还要忙于自己的事业，对老人的照顾就心有余而力不足，几乎无暇顾及了，因而这也就成了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很显然，这是几乎所有的家庭都面临的共同问题。更何况，还存在着以下几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子女出国留学或者干脆在海外就业了，这样的家庭目前在苏州所占的比率已越来越高，年轻人远在海外，对老人的照顾当然鞭长莫及：第二种情形是，子女自己生病或伤残了，这种情况当然也并不鲜见，他们自己尚需别人照顾，更不必说照顾长辈了：第三种情形是，更有甚者，有的子女或年少时夭折，或于成年后在意外事故中丧生，或在某种情况下牺牲了，这种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在此情形下，他们的长辈就更加无人照顾了，等等。上述情况下的老人们也许在经济上并不十分困难，有的甚至还很富裕，他们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对象。可是，他们却实实在在地成了需要慈善事业覆盖的弱势群体。如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服务，以便让他们安度晚年，这也就成了慈善事业中急需研究解决的一大难题。

　　关于对某些特殊对象的慈善性关怀问题。这里所说的特殊对象，主要是指那些患有某些特殊病症，按目前正常的医疗保险制度又很难帮助解决其困难的对象。例如，白血病患者，这个病的治疗不仅需要花费巨额资金，还须帮助为其搜寻合适的配对骨髓：又如，脆骨病患者，这个病的治疗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患者随时都有可能因发生骨裂而导致生命危险；再如吸毒患者、艾滋病患者等，有了这类毛病非常之麻烦，弄得不好就可能家破人亡，等等。有了这样的病人，其所在的家庭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能力、精力以及思想负担方面，都往往是很难支撑下去的。可他们又都是社会中的一名成员，社会不可能也不应当弃之不顾，因而只能依靠慈善事业来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

　　关于对某些弱势群体的精神抚慰问题。这同样是现代慈善事业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少人在顷刻间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尽管他们自身的肉体没有受到伤害，可他们的精神却经受了沉重的打击，甚至有的人竞因此而自杀了。对他们的精神抚慰无疑十分重要。其实，即便在正常的情况下，需要实施精神抚慰的对象也是为数不少的。前边谈及的老人们就需要精神抚慰，因为他们的孤独往往会产生各种精神方面的问题。其他如突然生了重病的，突然伤残了的，突然发生了家庭变故的，乃至那些即将离开人世的，等等，就更加需要精神抚慰了。对这些对象的精神抚慰往往比物质上的帮助更为重要。把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就会使得其中的许多人重新鼓起勇气，面对人生，走向新的生活，促进他们各白家庭的和谐与整个社会的和谐：反之，则有可能产生各种负面的社会影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可能还会有其他方面的内容，这里就不再详细列举了。总之，当今社会已经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慈善事业的理念及其所包括的内容也必须与时俱进地发生相应的发展和变化。就苏州而言，既然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在全国居领先地位，那么，慈善事业也就应当按照现代的理念发展得更好、更快一些。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当然不能走过去的那种传统慈善的老路子，因为许多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我们也既不能照搬欧洲国家的那种主要依靠政府福利制度的慈善模式，又不能完全模仿美国的那种主要依靠社会捐赠的慈善模式，因为我们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但是，国外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又必须认真地加以学习和借鉴。我们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框架下，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路子来。在这个方面，苏州有责任为此而率先作出有益的探索。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在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我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固然不能照搬欧洲国家的那种主要依靠政府福利制度的慈善模式，可是，政府的作用不可低估，政府所拥有的以及可调动的各种社会资源毕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至关重要。第一，要在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导向上发挥其行政的推动作用。在我国现行的体制条件下，办任何事情如果离开政府的行政推动都是不可想象的，都必将会一事无成。所以，在发展现代慈善事业这个问题上，政府的重视、动员和号召显得十分重要。从现在起，各级政府都应当将发展现代慈善事业放在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予以重视，加大其推动力。第二，要在政府财力的分配和使用方面，有重点地向现代慈善事业倾斜。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所致，应当说，对社会事业的投入，对社会公共品的生产是重视得不够的，欠账颇多。党的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突出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特别是白“抗金融危机”以来，在促内需、保民生方面加大了力度，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有了明显的增加。这无疑是非常可喜的，对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十分有利。就苏州而言，经济比较发达，随着地方可用财力的逐步增加，则更应继续增加这方面的投入。第三，要对在有关现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慈善基金会、慈善性的社会组织等加大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力度。苏州历史上的经验也已充分证明，任何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慈善行为和举措，都需要获得官方的首肯和支持。在当今时代，人民自己的政府应当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好。

　　其次，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慈善基金会在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自从1907年在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家现代慈善基金会，一个世纪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慈善基金会是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主要载体和最佳形式，因为它“内在的组织性、规范性和前瞻性与现代慈善事业的职业化、专业化和科学化相符”（《新华文摘》2009年第十期第20页）。因此，我们必须积极借鉴和运用慈善基金会这一制度设计，充分发挥其作用。而在这个方面，应当说，目前在我国还处于刚起步的阶段，无论是其组织的发育，还是其运作的效率及其规范性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摸索前进。正因为如此，苏州在此领域里的发展空间也就更大，因为我们有着许多自身的优势。例如，我市已经有了不少诸如“沙钢”、“波司登”、“隆力奇”等一些实力较强、在国内外影响较大的企业，它们可以独立地发起或者是投资参与组建某些单项性的慈善基金会：我市的人才资源比较密集，拥有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的人才，他们可以成为各类慈善基金会的管理骨干：我市的经济发展较快，其水平也相对比较高，可以提供一些优质的慈善项目：此外，我市还有一些著名的寺庙和宗教组织，它们不仅具有强烈的慈善愿望，而且也大都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等等，所有这些要素都可以在未来的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发展和运作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再次，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努力营造有利于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积极参与和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对于个人来说，是文明素质的体现：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则不仅是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更是国家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可是，如何才能调动起人们积极参与和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呢？构建和营造有利于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环境和氛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此，至少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第一，要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法制环境。目前我国仅有一部《公益事业捐赠法》，而且有关的一些规定“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要求多，可操作性条文少”，与现实的需要很不适应。因此，必须进一步推动和加快慈善立法，使慈善事业的发展逐步实现规范化与法制化。第二，要在有关的税收政策上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应当看到，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应当成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主角，可是据最近权威部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竟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义务”。为了能够让他们更自觉、更积极地在发财致富后捐赠一部分财产于慈善事业，除了帮助他们提高其思想觉悟之外，还应在有关的税收政策上加以激励和约束，例如凡用于慈善捐赠的企业利润可以免缴所得税，可以考虑大幅度提高遗产税的税率，等等。在这方面，国外已有不少成功的经验，应当加以学习和借鉴。第三，要通过备种形式和渠道帮助广大市民增强慈善意识，使之不断提升其慈善参与度。在前边我们已经指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本来就具有着浓郁的慈善意识，乐施好善从来都是人们普遍认可的一种美德，在苏州这个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和合”文化中本就包含着慈善的成分。

　　在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当然必须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和美德。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乃是利他也利己，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一项事业。可以相信，一旦这方面的意识增强了，人们一定会更加自觉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来。